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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理论，并具有辩论才能。当时司法部按照上述标准选调了18位律师，其中有些担任京沪律师协会的领导职务或是骨干律师，有些是具有高、中级职称的高等学校的《刑法》教师或法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在思想上都明确自己的职责，严格要求自己，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和敬业精神；在业务上既有比较深厚的《刑法》理论，又有在庭审中辩护的实际经验，都是符合司法部要求的高素质的辩护律师。当时律师制度刚刚重建，活动的空间极其有限，面临的难题难以想象，辩护工作实在不易展开。正如审判员吴茂荪所说：“律师很难当，一方面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一方面要为被告人说话。”①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律师仍能展现各自的才华，发挥每人的优势，群策群力，针对被告人的不同情况，从不同方面为被告人进行了有力的辩护，甚至辩掉了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若干罪行，维护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后面另行详述），当时人们纷纷给予好评。辩护工作取得如此良好的效果，确实与律师的高素质密不可分。当时司法部领导陈卓副部长即持这种看法，他在评价律师辩护之所以取得成功时说：“这只有一支经受过多次严重考验，有强的党性、有相当高的业务素质的律师队伍才能做到。”
辩护工作的体会（2）
（三）群策群力，认真准备是写好辩护词的必要条件
为被告人辩护的辩护词虽然是辩护律师自己动手起草的，但却是律师小组群策群力、认真准备、大家共同完成的。当初步确定律师分工，谁为某一被告人辩护时，律师小组即让律师着手研究分析案情。1980年10月30日，王汝琪司长对律师小组提出要求：着手具体考虑“辩护词”的腹稿，做好充分准备。第二天律师小组开始漫议“辩护词”的设想。11月3日，分组草拟辩护词。4日，讨论“辩护词”初稿。17日，王汝琪司长主持会议，根据被告人的情况，重新确定了辩护方案。21日，开始分组查阅、研究15本“罪证材料”。22日，讨论为陈伯达、姚文元辩护的初步意见。24日，讨论为江腾蛟辩护的辩护词。27日，研究并修改为江腾蛟辩护的辩护词。30日，讨论李作鹏案的辩护词稿。12月2日王汝琪司长主持会议，讨论为姚文元、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辩护的辩护词，以后又多次对“辩护词”进行讨论。在讨论会上，与会律师各抒己见，反复讨论甚至激烈争论，并征询审判小组的意见，再进一步研究确定对不同意见的取舍，然后进行修改。每篇辩护词都经过了五六次甚至十几次的补充修改，才初步定稿，由司法部党组审核后报“两案”办公室，由法学泰斗张友渔同志审定。张老很尊重律师的工作，基本上赞同律师的意见，修改之处不多。经过庭审调查的验证，最后由各被告人的律师分别定稿。最后定稿的5篇“辩护词”，集中了全体17名律师的智慧，并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指导。可以说5篇“辩护词”是群策群力，认真准备的产物，否则，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的水平。
（四）慎重对待会见被告人，以利于律师工作的开展
鉴于本案特别重大，被告人原来大多身居高位，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为了在与他们会见时，不使他们从谈话中摸到审判工作的底，律师小组专门起草了《律师会见被告人的注意事项》，并围绕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提出相应对策的设想。所以律师在会见被告人时都持谨慎态度，避免出问题不利于工作的进行。初次会见的内容是与被告人确定委托关系和听取他对起诉书的初步意见。此后，根据工作的需要或者被告人的要求，律师还分别多次会见被告人：会见姚文元、吴法宪、江腾蛟都是两次，会见李作鹏3次，会见陈伯达8次。由于律师会见被告人都采取谨慎态度，事前作了充分的考虑，所以都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并且做了必要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主要是：（1）听取被告人对指控的意见，了解他对自己罪行的态度。如会见江腾蛟时，他谈到交待罪行较早的情况，了解到他认罪态度好，律师经过查证他交待罪行的原始材料后，证明他所谈属实，便在辩护词中提出他认罪较早应从轻量刑的论点，为特别法庭所采纳。（2）了解被告人的思想动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如陈伯达怕判死刑，一直心神不安。经律师多次谈话，情绪有所稳定，从而有利于庭审活动的正常进行。（3）向被告人宣传法制，进行法制教育，对他们自己的辩护发言进行指导。姚文元写了很长的辩护发言稿，律师告诉他对起诉书指控和法庭调查过的罪行和事实，如有意见可以进行辩护，此外，涉及面过广并无必要，使他在法庭上的辩护发言更为集中，更加扼要。
律师小组两次派律师会见江青，当了解清楚她请律师是为了当她的“代言人”以后，律师向她说明，我国律师是依照事实和法律为被告人出庭辩护的，不能代她在法庭上发言。最后她表示不委托律师了。
（五）重视法庭调查阶段的活动，为辩护发言打好基础
律师小组起初曾认为起诉书中列举的事实都很清楚，律师在法庭上询问被告人和证人没有什么必要，所以只从维护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诉讼权利方面设想了一些情况和处理办法。及至法庭开庭审理，了解到对每一被告人都要多次开庭进行调查，才认真考虑律师在庭审调查中的活动，要求在法庭调查阶段律师的发问要为辩护发言打基础。例如起诉书指控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和作战部副部长，并提出“两个一切”，将空军大权交给了林立果，后来林立果组成所谓“联合舰队”，成为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律师认为吴法宪该不该对“两个一切”的反革命后果负责，关键是他为什么提出“两个一切”和当时是否知道林立果进行反革命活动。于是问吴法宪：“你把空军大权交给林立果提出‘两个一切’要求下级执行，是怎样考虑的？林立果利用你给的特权，进行了许多反革命活动，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多少？”吴法宪回答：提出“两个一切”是“为了讨好林彪”，“可是他们搞的那些事情，我确实不知道。”得到这样回答就给律师为吴法宪“对林立果组织‘联合舰队’，准备反革命武装政变这一严重罪行，不应直接承担罪责”这一有利被告人的辩护发言打下了基础。随后审判员吴茂荪对这一发问评论说：“从第二审判庭看，那天律师问吴法宪知道哪些“联合小舰队”的活动。这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中有调查的一面，有准备为被告人辩护的一面。”① 审判员的评论，说明法庭洞察律师发问的用意所在。
辩护工作的体会（3）
据统计，律师在庭审调查中共发问、发言13次。诚然律师还可以根据需要多发问几次，但也不可能问得过多。因为律师只能根据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作有利于被告人而为辩护发言打基础的发问；否则，根据本案的特殊情况，在庭审调查时即使一言不发，亦无不妥。
（六）要根据案情，从不同方面依法为被告人辩护
有律师辩护的5名被告人案情各不相同，如何辩护？只能根据每一被告人的具体案情，依照《刑法》规定和《刑法》理论，分别情况，从不同方面予以辩护。归纳5篇辩护词的内容，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从被告人的行为同犯罪事实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来分析。按照《刑法》理论，行为人只能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如果某一犯罪事实与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就不可能让行为人对这一犯罪事实承担刑事责任。例如，对起诉书指控姚文元犯有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罪行，律师就是根据《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辩护的。律师指出：姚文元1976年5月7日在北京对上海写作组成员陈冀德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还是暴力解决问题。”姚文元讲这句话时正是得意忘形之时，没有料到他们后来的覆灭，因此他的这个讲话，与后来的上海武装叛乱活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从而提出对姚文元的这一指控不能成立。
2。 从被告人主观上有无犯罪故意来分析。我国《刑法》要求，行为构成犯罪，不仅要具备犯罪的客观要件，而且还必须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反革命罪是故意犯罪并且是目的犯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