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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荒荒，地荒荒，我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地主老财是豺狼。”
教员就讲这些顺口溜，容易记，既学文化，又学军事，还搞了政治教育。
上课时，把字写在黑板上，先上后下，先横后竖，先左后右，一笔一画，我们拿根草棍在地上跟着写。行军时，背包上挂块硬纸板，上面写几个字，有空就瞅，默写默念。都记住了，就让过一个人，再学另一个背包上的字。
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我们这些人的文化怎么来的？就是在那行军路上学来的、捡来的。
徐国夫老人说：
刚当指导员时，晚上点名念花名册，我连“徐”字都不认识。红军都有斗笠，我让文书在各自的斗笠上写上姓名，认人识字，不到一个月，重机枪连近200人的姓名就都认识了。
王玉兴老人说：
在湖北秭归，上级布置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我把“孙中山”、“孙文”、“孙逸仙”当成了3个人。连长张田丰是伪满国民优级毕业，两个起义过来的技术教员也明白，也能憋住笑。过后阎柏春跟我说，指导员，孙中山名文字逸仙，不是３个人。我脸这个红啊，晚上点名时赶紧纠正过来，解释明白。我从小喜欢读书，父亲说咱家三代睁眼瞎，要饭也要供你念书。念不到两年辍学了，心有余力不足啊。参军后，部队提倡学文化，我劲头可足了。当指导员后，我让文书弄些纸板写上字，走哪挂哪，行军就挂在背包上。那字总在眼前晃，再不爱学习的人也能认一些。到宿营地，我常和阎柏春住一起，他是大学生，还跟他学英文。那时也没想革命胜利后当个什么官，就寻思学文化，长知识，心里充实。我跟战士们讲，在家没钱念书，现在多识些字，打完仗回家记个豆腐账，也省得求人啊。
革命要走路，走路靠双脚，还得有头脑，就得学文化。
行军路上学文化，那时我称之为“泥巴大学”。有人还叫“行军大学”、“背包大学”、“铁脚板大学”。
翟文清老人说：
当干部学会看地图，行军打仗都得看地图。到了宿营地，营里通知来了，明天行军，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赶紧摊开地图，察看这段路况、地形。都是军用地图，一个独立树，一座独立家屋，都标定在上面。就是地方小，一个乡、几个村的，顶多一个县、几个县的。那时那人都知道中国大，“老大了”，究竟有多大就不知道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个省。有的记住了打过仗的省市，更多的印象深刻的，是打得最苦、伤亡最大、胜利最大的城镇村庄，那些城镇村庄都在哪个省市，那时也不一定都清楚——没文化呀。
广西战役，打下玉林，缴获张中国行政区地图，大家都围着看。有的找自己的家乡，有的看玉林在地图的什么地方，七嘴八舌的。我也找山东老家淄博，只找到个大概位置，然后找那些打过仗的地方。从山东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华北，再到湖北、湖南、广西，边看边用手指画着，这不差不多就是中国的一条对角线吗？中国这么大呀！这是走了多少里路呀？光南满那些路就走了多少个来回呀？算不过来了，反正一步步都是用这双脚量过来的。
离休前为武汉后方基地副政委的李世奎老人，南下时是40军保卫部长。
老人说：
我是湖北省大悟县刘集乡长冲村人，1931年参加红军。头一年在大别山打仗，成天走路，一双铁脚板，到处钻山沟。1932年10月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就开始东南西北走中国了。
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青海、陕西，红一方面军长征走了6个省。我们红四方面军没走那么多省，那路可是一点没少走，光草地就过3次，尽走冤枉路了。
走路不怕，就怕负伤，就怕腿脚负伤，可我这两条腿都负过伤。
第一次负伤是过夹金山前，左膝下被子弹打穿了。那时我是11师33团1营1连指导员。团长给我几块银元，让我留下养伤，我不干。砍棵小树，做根拐杖，“三条腿”跟着走。
后来得知，红四方面军离开大别山时留下的伤员，一路长征留下的伤员，有的被白匪杀害了，有的被地主弄死了，活下来的不多。
过夹金山时，4个战士抬着我。陡处不好抬，我就两只手加条腿往上爬，大家帮着往上拖。到山下找到个医院，解开纱布，脓一下子就冒出来，那股味儿呀。
又过个党岭山，在半山腰上打一仗，当晚在个雪洞里偎一夜。第二天太阳出来了，好大的太阳，暖洋洋的，眼睛一下子就瞎了。雪盲。“三条腿”加个瞎子，大家就抬着扶着走，路好时就抓着前边人的背包跟着走。
过草地时，米袋子里装的炒大米。吃光了，每人发几块大拇指大小的牛肉，半生不熟的。休息时，找个干爽点的地方蹲着。下雨了，头上顶个大斗笠，一些人就歪倒那儿死了。病死的，大都是饿死的。连病带饿，人的生命就是那么脆弱。
人饿得不行了时，那裤带怎么也系不住。你给他系，那腰好像要勒断了，也一样往下出溜。有的人晃晃悠悠就倒了，有的人坐那儿就起不来了，拉起来又倒下了。只有活活地扔那儿了，没办法。
二过、三过草地时，一些人的遗体还没烂。
我参军前就入团了，团员要带头参军，还要带人参军。我动员了两个，都是我们长冲村的。一个不知在哪儿牺牲了，一个在河西走廊部队被打散时没下落了，八成也是牺牲了。
新中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也是用脚走出来的——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用脚走出来的。
从湖北到陕北，又到山东，再出关到东北，又进关到华北，南下两湖两广，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从海口追到三亚。枪声停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那脚，说脚呀脚，咱们走到天涯海角了，中国大陆走到头了，这回你也该歇歇脚、享享福了。
没想到还要跨过鸭绿江，走到平壤，走到汉城。
抗美援朝第一枪，就是我们40军打响的。
二、巾帼风采
郭绍玲老人说：
我家住在北京通县，我在通县女子师范读书。平津战役打响了，学校不上课了，学生都回家待着。那年我16岁，在家没事，可憋闷了。
一天晚上来部队了，尽是些戴狗皮帽子的，老年人都说从没见过那么多部队。参军后知道，住在我们家那一片的，是3纵8师23团。在院子里绑云梯，在胡同里练爬城墙，到城外练爆破，准备打北平。小孩子乐坏了，在院子、胡同里跟着跑，看热闹。部队纪律可好了，又和气。
住在我们家厢房的，是司令部的几个干部。有个姓宁的参谋，成天趴在地图上画呀画的。我想参军，可见他们对年轻女人挺严肃的，有点害怕，不敢说。他们吃小米饭，我们家做“驴打滚”，就给他们端去一些，说你们尝尝这个吧。他们不吃，说有纪律，我说咱们换着吃还不行吗？他们笑了，说这个小丫头心眼儿还挺多的。就这么算搭上话了，就把话说了。宁参谋说当兵苦啊，我说我不怕。他说你家里人同意吗？我说同意。我没敢告诉爸爸妈妈。穿上军装了，妈妈还去找过一次，让我回去，我好说歹说把她劝走了。
第二天来个干部，把我领到师文工队，给套军装，把蓝大褂、黑裤子换了。
头两个月可高兴了，南下也高兴，这脚可遭罪了。
开头一天行军60里，老同志不当回事儿。我出了家门就是学校，连6里路也没连续走过呀。到了宿营地，那脚没法看了，全是泡。老同志帮着洗脚、挑泡，用马尾巴穿上，再用煤油灯烤，疼得钻心哪。有人嗷嗷叫。我那眼泪也直淌，使劲咬紧牙。那时就盼脚上那细皮嫩肉，什么时候也能磨出茧子，练成铁脚板就好了。
睡一夜觉，第二天那脚不敢着地。走上半个多小时，脚走木了，觉不出疼了，就行了。我们几个刚入伍的新兵，从前面看一个个龇牙咧嘴的，从后边看一瘸一拐的像鸭子走路似的。战斗部队赶上来了，有人就喊，嘿，文工队的同志真卖力呀，刚上路就扭起秧歌了。
想解溲，到路边尽量找个低洼处，大家背对你围一圈。开头没锻炼，越急越解不出来。别说路上大队在行军，围着那一圈人也不行呀！班长说，别着急，闭上眼睛，不想别的就撒出来了。第一次，一泡尿10多分钟也没撒出来，急出一身透汗——觉得也没多少尿了。
行军累吧，还怕休息。一会儿那脚缓过来了，有知觉了，又疼上了。我们几个新兵就不休息，继续走，慢慢走。新兵行军，不掉队就是好同志，帮别人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