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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一个县的蔬菜，就占了80％，寿光人中，一部分人做长途贩运，一部分人做批发，还有一部分人做大的零售户。”
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3）
袁岳也没忘了谈到北京的安徽民工：“北京摆摊的小菜贩中，安徽人比较多，安徽人大部分做的都是比较末端的生意，比如水电工、家庭中的低端装修工。因为家庭装修，安徽人接不了大单子，只能接小单子，而家庭中的高级装修工，通常是江苏南通人做的比较多。”
那么，老范的“安徽人不适合做生意”的观点是否得到了证实呢？
我采访过的专家大多数认为，某些地域的农民工相对集中地从事某类职业，这个现象也许更多地与农民工进城找工作主要靠亲友、老乡介绍的特点有关，与中国人独特的“地域文化”或“圈子文化”有关，而与“某某地方的人天生不适合做某某事”关系不大。
然而，尽管中国城市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尽管进城农民在城里经商、务工、甚至捡破烂的收入都会超过在家务农，但他们在城里的工作条件和所受到的待遇，却并不一定好过农村老家，他们因此付出的代价，也是他们原先难以想象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在老“世界工厂”英国，金发碧眼的“农民工”曾经付出过血汗、甚至生命的代价，二百多年后，在新“世界工厂”中国，黑发乌眼的农民工们也不例外。
我曾经去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煤炭生产重镇纽卡斯尔，参观过当地一家城市历史博物馆，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家博物馆展览的工业革命时期历次矿难事故中死亡的矿工花名册，花名册详细记载了死难者的籍贯、性别和年龄，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英国农村，许多死难者是童工，年仅十五、六岁。
英国建筑史学家丹·克鲁克香克（DanCruickshank）曾经如此描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进城农民的工作状况：“毫无疑问，新兴工厂中的生活非常艰辛，而且高度纪律化。例如，在当时的一些工厂中，童工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3个小时，而且昼夜轮班。当工厂主对利润的追求变得至高无上时，当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保护工人利益时，雇主的剥削常常变得非常极端，工人的工作条件常常变得极为糟糕，特别是在艰苦危险的采矿业中，情况尤为恶劣。”
本报曾在去年发表过“全球城市化系列报道”，介绍了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充满了血汗和眼泪的历史与现状。“几百年来，一种无情的发展逻辑，推动着人口向城市集中。”本报记者艾伦？贝蒂题为《人类是怎么成为城市动物的？》的主打文章这样写道，该文如此描述了英国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英伦三岛包含三种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模式。在英格兰，这种迁移是渐进的，而且相对不那么痛苦：小型租赁农场的所有者们的‘圈地’和将公有土地变为更大企业的过程，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而16世纪及17世纪的君主们曾努力减缓这一过程，以安抚抗议的村民。后来，当工业化在纺织及其它行业创造出更好的就业机会时，农村人口往往自发地迁至城镇。而在苏格兰，这种迁移经常是野蛮而突然的，如始于18世纪的苏格兰低地和高地清除──强迫佃农迁走，为规模更大、产量更高的农场让路。格拉斯哥和爱丁堡被贫困的难民所淹没。在爱尔兰，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实际上不啻为一次有计划的屠杀，即便并非有意为之──19世纪中叶发生的饥荒和土地掠夺，给利物浦、波士顿和纽约带来了大批移民。”
如何评价城市化的这种痛苦、甚至残酷的代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许是微观、宏观的视角不同，文学家、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英国作家狄更斯描述了伦敦贫民窟的悲惨状况，让人更多地了解到城市化的负面代价；美国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Clark）却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揭示了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效应：长期来看，西方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体力劳动者，至少是后来那些发达国家中的蓝领工人，他们托了工业革命之福，享受了此前人类历史中所有“苦力”们根本无法想象的物质“红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则以“倒U字型理论”解释了工业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差距通常会先扩大，然后会逐步缩小。不过，即使是东西方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对人类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评价，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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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4）
时至二十一世纪，中国也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那些不良矿主对待来自农村的中国童工的手段，其野蛮、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弱于二百多年前的英国资本家。围绕着如何消灭这类黑暗现象，中国传媒、学者和民众又展开了新一轮激烈的争论。
其实，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带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这类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歇过。在广东、在海南、在北京、在上海，我曾与许多报道农民工问题的记者或研究农民工遭遇的学者聊过中国进城农民的命运，那时山西黑窑奴工事件还未被媒体曝光。但他们讲述的故事，其令人唏嘘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山西的故事逊色。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不改革户口制度，不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差别、消除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差别，那么，农民工的命运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些令人唏嘘的故事还会照常发生。
我也对他们谈起过我在深圳街头认识的那位拾荒者老范的人生遭遇，他们的反应几乎是相同的：“我们所听到的其它故事比老范的遭遇更辛酸！”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我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许多进城农民都难以摆脱这种宿命：青年进城卖苦力，中年进城卖破烂，老年进城去讨饭。
老范说，迫使他从“卖苦力”转为“卖破烂”的关键性因素，是他在海南的一段经历。
“听说去海南搞建筑好赚钱，我就和几位安徽老乡从温州跑到了海南。”老范回忆说，“但没想到，去海南容易，出海南就不那么容易了。”
老范停顿了一下，望了望在附近工地干活的农民工，然后接着说下去：“在海口，我和老乡跑了好几个建筑工地，都是干完活没拿到钱，或者拖了好几个月才拿到很少的钱。后来干脆没活干了。在温州挣的钱也都花光了，我和老乡只好睡在工地、睡在桥下、睡在街头。那时，我好想离开海南，但我连买船票的钱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老乡找不到活干，无聊之中来到了海口假日海滩，我们隔着琼州海峡，遥望对面的大陆，老乡告诉我，对面模模糊糊的那一片陆地，就是广东的雷州半岛。我也看到了，但心里好难过：呵，这么近，看得见却过不去……”
老范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他后来是怎么跨越琼州海峡，回到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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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特”不起来的特区（1）
“我们村的许多年轻人都到大陆打工去了，”李云（化名──作者注）坐在自己药店的柜台后面，对我说，“我也在深圳打过工，体力活，又脏又累，但收入比我现在开药店的收入还高。”
李云大概二十六、七岁，在海南省五指山一个苗族山寨做乡村医生。此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使用“大陆”这个称呼的，并非只有台湾人。
“那你为什么又回来了？”我坐在柜台边上的一条长凳上，一边逗弄着他的三岁的儿子，一边问道。
“我毕竟学了几年医，不想荒废掉。”他回答说。
“那为什么不在大陆那边的大医院找份工作？”
“我是山寨出来的，在大陆那边谁都不认识。要是能在大医院找到工作，我也不会干那一段体力活了。”他苦笑着说。
但他的山寨药店生意实在不怎么样。在我们交谈的三、四个小时之内，他只做成了一单生意：一个穿着典型的苗族服装的妇女，带着一个不断咳嗽的男孩来到了他的药店，李云一边向母亲询问着什么，一边用听诊器听着孩子的胸部，他们谈的苗族话我听不懂，但那对母子拿了药，似乎没交钱就走了。事后，李云向我解释说：“她说现在手头没钱，先赊着。”
李云也是苗族人，但能说流利的汉语，他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与“大陆”那边的城里汉人没啥两样，但与坐在我旁边的他的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