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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不把农民工当作自己人，就不要幻想农民工能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城市。缺少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就很难指望农民工能有建设性的长期行为。
（本文特约作者：白南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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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1）
我已经记不清那条街道的名字了。
这条不长的小街，坐落于中国深圳市福田区一座“城中村”附近。那是一个炎热的初夏正午，七、八个为沿街五金店打零工的农民工，把几个摆放在人行道上、尚未刷上油漆的货架当作叠架床，分层躺在其中午休；五金店对面的建筑工地也暂时停工，许多农民模样的建筑工人横七竖八地躺在临时工棚里午睡。整个小街上，似乎只有一个人睁着眼：他是深圳市无数拾荒者之一，在靠近建筑工地的人行道上，他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正在翻阅收破烂收来的一本旧杂志。
“你收旧报纸吗？”我走上去，与他搭讪。
“收。旧报纸、旧杂志、旧书，什么都收。”他显然把我当成了一位普通的主顾，“旧家具、旧电器也成。”
他递给我另外一个马扎，“坐吧。这是我老婆用的，但她现在到对面五金店收废品去了，一时回不来。”
既然他把我当成卖主，我也没必要说破我的真实身份。我假装真的对抛售旧货感兴趣，详细询问了各类废品的售价。
渐渐地，我们熟了起来，开始聊起与售价无关的家常来。
他告诉我，他叫范青（化名──作者注），四十多岁，来自安徽阜阳农村。老范说，深圳有很多来自安徽阜阳的拾荒者。他还说，他们拾荒行业内有句“行话”：“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老范就是一位“最高层次”的拾荒者：他专收废品，他与妻子轮流分工，“我上门收购时，我老婆就坐在这里，等人问价；我老婆上门时，我就在这里坐等。”当然，他们夫妻会经常变换“上门”和“坐等”的地点。
老范没上过几年学，但一直喜欢看书，即使从事拾荒，也经常翻阅收购来的旧报刊，所以也算知多识广。他离开农村老家、出外打工，已有十多年历史，最初，他就像附近工棚中午休的那些农民工，在不同城市的建筑工地之间奔忙：他曾为浙江温州私营企业家兴建的厂房和私宅搭过砖，也曾为海南房产泡沫中上马的“烂尾楼”砌过瓦；他也尝试过像温州人那样，做做小本生意，但“亏得一塌糊涂”，以至于使他得出一个结论：“做生意，不是我们安徽人干得了的。”当我以史上的“徽商”为例质疑他的结论时，老范尴尬地改口说：“做生意，不是我们阜阳人干得了的。”
最后，随着年龄的增大，老范感到自己“既不能靠智力吃饭，也不能再靠体力吃饭”，只好来到了这个“相对不那么歧视安徽人”的深圳市，与妻子一起，靠收购废品维生。
“这么说，你们已经把深圳当作你们的第二个家了？”我忍不住问他。
“哪里，哪里，深圳就是个旅店。我们只有一个家，那就是阜阳农村老家。”老范笑了，但笑容中带着一丝苦涩，“我们没有深圳户口。就是有户口，我们也不属于这里。我们不过是一对儿收破烂的老夫老妻，城里人看不起我们，我们也瞧不上他们。”
据老范说，自从改行干起收购废品这一行当，他们夫妻俩就像一对儿“候鸟”，每隔一段时间就回一趟安徽农村老家：“我们家里还承包着土地，播种和收割时，我们就赶回老家。种子播下后，我们就进城打工，也没有托给亲戚邻居照管，因为村里大部分人都出外打工去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管不了。我们现在是完全靠天吃饭：如果风调雨顺，我们就赶回去收割庄稼，如果逢旱遇涝，颗粒不收，我们也不怕，反正我们也不指望种田糊口。”
“如果你们不出来，完全靠在老家种田，能活下去吗？”我问。
“也能活下去。”老范停顿了一下，“说心里话，我们并不想出来打工，辛苦不说，还受人歧视。如今上面取消了农业税，种田的收入其实也不太差。但我们全村，不老不少的人，全出来了，如果你还守着家种田，是要被人笑话的。”
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2）
一阵哨声传来，工棚中午休的建筑工们渐次起身，揉揉眼，重新开工了，而对面五金店雇佣的木工们，则早已离开临时叠架床，重新操起锯、刨干活了。
我突然觉得，老范刚才说的那番话，似乎道出了他们夫妇自己、那些建筑工和那些木工背井离乡来到这个遥远、陌生、不甚友好的城市打工的深层原因。
看来，推动着中国城市化的无形之手不止一只。除了农村人多地少、收入微薄这只推力之手和城市收入更高、机会更多这只拉力之手之外，似乎还有一只颇具中国特色的“脸面文化”之手：本村的邻居、朋友、亲属们都进城打工去了，只有你还守在家里，只有你还在土里刨食，那你在别人眼里，就太没本事了、太没出息了、太没脸面了。时至今日，人不仅要为自己而活着，同时也要为他人的看法而活着。
其实，中国农民踏出离土又离乡的第一步，并非城里人所想象的那么轻松、那么容易。根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的说法，历史上，中国农民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
“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惯，对中国农民来说，只要土地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会迁移的。但是，在非常态情况下，特别是碰到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中国农民也会被迫迁徙。”曾经主编过《中国移民史》的葛教授在位于上海近郊的家里接待了我。他还分析了通常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中国农民被迫移民的另外一种压力：“另外，即使在常态的情况下，也有一个情况：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满足不了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口迁移现象。”
但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工现象的学者发现，如今输出农民工最多的几个省份，其实多数位于中国中部，而非最贫穷的西部。因为相对于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仍属落后，所以沿海大城市有吸引力；相对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还不算太穷、太偏僻，所以有进城找工作所需的足够信息、足够关系和足够路费。
这个现象有点儿像偷渡海外的中国非法移民现象：偷渡客最多的省份不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而是相对富裕的广东省和福建省。
“中国的流动人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富裕地区出来的，是经商的，中等地区出来的，是打工的，落后地区的人则不流动出来，因为落后地区的人可能连路费都没有。”中国著名民意调查公司──零点调查公司的董事长袁岳对我说，“有些农民工出来，什么技能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身上只带了500块钱，这也许是他一辈子的本钱，如果他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这500块钱可能很快就赚回来了，但如果找不到工作，路费也用光了，那他一辈子的本钱也就这样耗光了。这也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一个特点：有的贫困地区，如果贫困到了连路费都没有的话，他就不出来了。例如，西南、西北贫困地区出来打工的人就很少，如贵州、广西，打工的人就少，山西的情况是：有煤的地方很富，没煤的地方就很穷，所以山西出来打工的农民就不多。”
零点调查公司曾经从事过多次有关农民工的大型调查。在位于北京朝阳区佳程广场的公司总部中，袁岳这样向我介绍他们调查中的一个发现：“从全国来看，出外打工者最多的省份是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不仅与这些省份的经济状况有关，而且也与这些省份居民的流动爱好有关。”
拾荒者老范来自安徽。安徽阜阳籍的拾荒者不仅遍布珠江三角洲，也散落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之中。袁岳和他的同事们也发现了农民工的来源地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之间的有趣联系：“北京的木材生意，基本上是福建人做，鲜花生意，主要是湖南人做，小商品生意，基本上是浙江人做，小商品中的眼镜、童装，基本上是浙江瑞安人的，普通服装，基本是浙江乐清、永嘉人的，低压电器，是浙江乐清人的。山东人出来，主要是做蔬菜贩运的，北京市场上的蔬菜，85％来自山东，而山东寿光县一个县的蔬菜，就占了80％，寿光人中，一部分人做长途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