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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增速，却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
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把采访胡鞍钢的日子约在了2007年5月23日。我是在后来翻阅自己的采访日记时，才发现了这一难以解释的巧合。
在坐落于北京海淀区那条尘土飞扬、摊贩喧嚣的双清路旁的中科院生态楼中，胡鞍钢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坐立不安，显出一种难以理喻的兴奋：“近30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城镇人口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75年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世界平均增长率为，中国则为；2010年前后，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到2030年将达到，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个百分点。”
我对胡鞍钢讲了我这次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胡鞍钢笑了：“你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不过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的几朵浪花，这一人口迁徙潮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胡鞍钢的思维和语言跳跃速度极快：“我认为，中国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要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减少农民。”
如今，我还在纳闷儿：胡鞍钢当时是否已经知道了5月23日这一天的划时代意义？但可能性极小：因为这一消息是几天以后才宣布的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所谓的“奏折派学者”胡鞍钢。无论从长相、举止、气质或神态来看，胡鞍钢都不像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也与我通过阅读他的书籍、文章所形成的想象大相径庭。他看上去更像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不停地做手势，不停地在办公室内来回走动，一会儿抛给我一份他主持写作的国情报告，一会儿带我到他的电脑旁，向我展示中国城市化的数据或曲线图，一会儿又走到窗前，“哗”的一下把窗帘拉开──
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3）
我以为他要向我展示一幅巨大的中国城市化走势图，没想到窗帘拉开，却是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窗下便是那条尘土飞扬、摊贩喧嚣的双清路。
“你看，这条路就是农民工生活的写照，街上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流，大多数都是进城打工、做生意的外地农民。”胡鞍钢兴奋地说，“瞧，他们叫卖的货物，或是靠自己肩挑背扛，或是靠不会造成废气污染的三轮车运到此地，他们没有北京市户口，甚至没有办理暂住证，但他们却在为自己和家人更好的前途、为北京市民的生活方便、甚至为中国的GDP做贡献，尽管他们的贡献没有被计入官方的GDP数字之中……”
不知是因为居高临下的俯视，还是因为胡鞍钢如此一番提纲挈领的解读，如今在我的眼中，这条我来访时艰难穿越的嘈杂喧嚣的双清路，以及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中无数类似的街道，突然都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在我们的眼下、就在这些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发生迅速的演变；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村落文明，就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加速转向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而这些灰头土脸、肩挑背扛的乡下人，就是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使命的负载者……
我当时忽发奇想：眼前这扇落地窗所呈现的画面，其实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为形象的“走势图”……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1）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农村人模样的小伙子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用湖南话与同伴聊天。
2007年5月上旬，一个潮热的下午，我坐在中国广东东莞市凤岗镇沙岭长途汽车站的候车椅上。不是等车，而是刚下车，因为我被下车后看到的纷乱景象淹没了，所以先坐下来歇歇，试图在视觉洪水的浪峰之间浮出头来，喘喘气。
一辆接一辆的大巴、中巴、小巴，不断地吞吐着操各种方言的青年男女，这些长途汽车不仅来自东莞市的数十个镇，也来自中国内地的许多省份；车站对面的“凤岗劳务大市场”建筑物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子，似乎为这些长途车的运行路线作着某种注脚：“凤岗＝南阳：每天一班，上午10点发车”、“贵州省毕节专线”、“沙岭车站──湖南邵东、邵阳市、龙溪铺、冷水江、新化”……
来凤岗镇之前，一位东莞东城区的朋友告诉我，刚来东莞打工的，多为涉世不深的乡村青年男女，他们离家前最常听到的亲友叮嘱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何况对方又是一位像我这样的来历和动机均很可疑的陌生中年男人。
我换了一条椅子，试图与另一位独处的青年女子搭讪：“你从哪里来？”
“我就是东莞人。”同样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但她的安徽口音“露了馅儿”：她不是本地人。
不过，她说的也不全错。行前，我的那位朋友说，东莞目前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肯定超过一千万，但外来打工的农民工是东莞本地人的七、八倍，现在东莞市政府对双方有一个新的称呼：东莞本地人是“老莞人”，外来打工者是“新莞人”。那位朋友告诉我，如果你碰到有人操外地口音、但自称“东莞人”，你就基本上可以断定：此人已经在东莞打工多年。
如果说珠三角是中国城市化的缩影，那广东东莞诸镇就是中国人口大流动、大融合的缩影，凤岗镇也不例外。
我走出车站，迎面扑来的，除了一大堆“摩的”司机（开摩托车的出租车司机）之外，还有缤纷杂乱的店铺招牌：“广西士多饭店”、“河南老乡餐厅”、“凤阳钢丝”、“湖南特色，宝轮物流”……就像美国纽约可以自称为地球的“国际城”一样，凤岗似乎也可以自称为中国的“省际镇”，因为凤岗街面上的这些店铺在亮出自己的省籍时不仅毫不忌讳，甚至还有点儿自傲、招摇。
那位朋友知道我要去凤岗镇，有些不以为然：“凤岗在东莞还不算最热闹的镇，外资企业也不是最集中，如果你想看看电子厂最集中的镇，就要去石碣、清溪；如果你想跑跑车衣厂最集中的镇，就应该去厚街、虎门。”
但我要去凤岗镇见一个人：《南方都市报》记者袁小兵推荐的“打工仔”。我比预约时间提前两个小时赶到了凤岗镇，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在东莞还不算最热闹的镇”。
离开汽车站，左转，是一条无精打采、颜色污浊、蜿蜒穿越工业垃圾的小河，跨过尘土飞扬的桥梁，再左拐，便是密集的工厂区了。右手第一家，是一个院落不大、但围着铁丝网的工厂，大门上漆着字号很大的繁体中文和英文的厂名，旁边还有两行竖写的小字：“上班时间，谢绝探访”；大门套小门，大门关着，小门开着，小门上贴着一张招工告示，其中诸如“出粮准时”这类典型的港式语言显示：这可能是一家港资企业。
不久，一位踩着自行车的年轻男子悄悄地站在了我的身旁，像我一样，仔细琢磨起这份招工告示来。
“你也在找工作？”我递给他一支香烟。
“是啊！”他露出了烟黄的牙齿，有些局促地接过我的香烟，但他眼中的怀疑和困惑告诉我：他不相信我是他的同类。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2）
“刚来东莞？”遗憾的是，我只会说没有口音、毫无特色的普通话。
“我以前在这里做过。农忙，回了一趟四川农村老家，刚回来，重新找工。”他凑近我的打火机，点着烟，深吸了一口。此时，他眼中的怀疑淡了，他的话也多了起来，但他眼中的困惑，却始终没有随着他不断吐出的烟圈而飘走。
我理解他为什么感到困惑：不管是在各类工厂门口招工告示之前徘徊的人，还是在“凤岗劳务大市场”出入的人，都是20岁上下的农村人模样的年轻人。后来，我索性放弃了装扮成找工者的努力，直接表白了自己的记者身份，反而因此消除了攀谈对象眼中的怀疑和困惑。在随后一个多小时的等人时间内，我就是以这种开诚布公的新方式，又与几位来自湖南、湖北、江西、云南的找工者聊了起来。
凤岗镇大概可以自称为中国的“省际镇”
不过，尽管他们眼中的困惑消失了，但我心中的困惑却随着攀谈者人数的增多而浓重起来：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年轻的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