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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真诚而至上地尊重权利的原则，则对所有的共和国都是不可或缺的。”
今天我们正在给予物质力量以过多的关注，并误以为物质积累就是大国的标志。衡量一个大国一个简单的标准在于，她是否在国际关系上拥有足够的权力。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对未来是否都怀有某种期待，他们之间会有争吵、辩论，其中一些团体是出于短期利益，而同时有一些群体是为更长远的利益着想，显而易见的是，一个丧失了远景、过分庸俗化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尚待成熟的国家（1）
我们的讨论是在一片“抢劫”的呼喊中嘎然而止的。那时，我们坐在世贸天阶下一家咖啡馆的户外椅子上。夜晚十一点，长250米，宽30米，耗资亿元的巨大屏幕已经停歇了下来，之前它一直在放映一段海底景象，一条巨大的鲸鱼在我头顶上游来荡去。
“全北京，向上看”，我记得一年多前在航空杂志上读到这个地产项目的反感。地产商，就像二十年前政府一样，正在按照他们的审美来塑造中国的城市。他们追逐的显而易见的“先进”。于是，除去两旁的商铺与写字楼所构造的商业街，投资人决定架起这块电子屏幕，它被形容成“亚洲首座、全球第二大规模的电子梦幻天幕”，仅次于拉斯维加斯的同类产品。“这样大胆的商业构想，让我直观的看到了来自亚洲的经济光辉，这样富于时代意义的规划，对于设计师而言，足以激发出无限的创作热情”，特意从好莱坞邀请来的设计Jeremy Railton说，“世贸天阶的天幕虽然规模上位列之后的世界第二，但是所动用的最先进的技术，却远远的超越了拉斯维加斯的天幕，从技术角度讲，世贸天阶天幕是全世界的第一。”
和Jeremy Railton的热情相匹配的是，商业街上的林立的国际品牌的专卖店，那家叫“金钱豹”的高级餐厅，和以“时尚集团”命名的一座写字楼——这家出版机构是中国消费时代的倡导者，旗下拥有几十本不同类型、但内容却惊人一致的杂志，它们都以介绍欧美的高级时装、泰晤士河旁的高级餐厅、汤姆·福特的纽约新专卖店、和一款昂贵的打火机为主业……杂志的封面上总是西方主流媒体最流行的面孔——与世界同步的渴望弥漫在每一个页码中。两位创始人在一个破烂的四合院里开始了他们的故事，他们将舶来的标签变成了这一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希望——消费激发他们奋斗的欲望，也是抚慰他们忙碌的内心。
每个夜晚，很多穿着随意、满头灰发的老人家在这个屏幕下散步、聊天、逗弄孙子，看着那条鲸鱼的一遍遍重复的游弋。他们来自附近的居民区，这些居民楼夹杂在世贸天阶、新城国际、财富大厦这样的钢筋、玻璃结构中。老婆婆或许这辈子也不会去喝一杯45元的卡布其诺，但她们与身旁餐馆里传出来的爵士乐相处愉快，在浑浊的空气里畅快的呼吸，旁边工地的敲敲打打声仍不时传来。
每当此刻，我就不禁感慨，需要有多么坚强的肺部、多么坚定的内心、多么强壮的胃，才能在如今的中国有条不紊的生活，诱惑与变化、断裂与不安，都是如此显著，人们既减少了很多束缚，也失去了更多的保护。
这也是我们那晚谈话的主题。和我坐在一起的《生活》杂志的同事们。我们先是提到了包子的问题，几个星期前，北京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宣布的一个惊人的消息，北京东区的一个早点摊位的小贩，将纸箱经水浸泡后掺入肉馅，制成包子。这位记者用DV机拍摄了制作过程，该台的《透明度》栏目随即播出了这一节目，接着它被中央到地方的各种电视台、报纸所转载，旋及带来了普遍性的焦虑。
食品安全的危机在过去十年的中国频频发生，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食用装过有机锡油桶中的猪油后、食用带有甲胺磷农药残留的蔬菜、劣质奶粉，与这些人命关天比起来，更多的事件隐藏起来，报告文学作家周勍发现，在广州的一个饲养甲鱼的池塘的底部有厚厚的一层没有化开的避孕药，它们可以使一只2斤重的甲鱼的生长期从2年缩短2、3个月。而至于在厕所旁制作出的哈根达斯冰激凌，用霉变豆粉和水分超标大豆生产的维他奶的新闻，也同样不时传出……
尚待成熟的国家（2）
“纸箱包子”为这一连串事件增添了新的内容。它引发了更强烈的关注，因为它发生在2007年的北京——它与1年后北京试图给世界呈现的形象如此格格不入，而且它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景象……它也裹携在一个令人越来越不安的趋势中，从牙膏、玩具、轮胎及海鲜食品，美国、欧洲、日本、加拿达这些进口国发现，中国制造不仅是廉价，而且可能是有害的……
我是个迟钝的信息接纳者，当我得知这则新闻时，它的形式已经急转直下。它被宣布是造假的新闻，那位记者为了留给观众更深刻的印象，而授意小贩创造了这个景象。它还引发了北京电视台的一场人事振荡，对于新闻业的职业操守的命题再次被不断讨论——这是个多么滑稽的命题，当我们的新闻业从属于宣传领域时，你怎么指望它具有独立的品格。
这位叫訾北佳的记者，随即就像被处决的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一样，成为中国日益令人担忧的食品问题的象征——危机从边缘向中心城市蔓延，从中国向世界蔓延……
而在他们的背后，则是社会信任网络的坍塌。政府的政策不值得信任，媒体的声音不值得信任，大学教授不值得信任，门口菜市场的活鸡也不值得信任了……
但是，人们似乎仍在其中生机勃勃的活着。傍晚穿过西直门北面那个路口时，高架桥下的那片空地上总是挤满了跳舞的人群，一个四喇叭的播录机打破了头顶上的车流的噪音，人们跳起舞来；深夜经过白颐路的建筑工地两旁时，我看到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大排档，人们坐在凳子上、蹲在马路边喝酒、咀嚼、聊天，低矮的桌子与旁边尚未竣工的水泥大楼，铁锅里热气腾腾的蒸汽和被挖开的路面所飘出的尘土，还有水泥路面上的青菜叶子、啤酒瓶子，都散发出让人心醉的气息，夏夜的北京，它甜蜜且温暖，粉尘与喧闹都暂时遮蔽在夜色里了，人们可以在一片丑陋与脏乱之上，依旧享受生活，哪怕仅仅是一个夜晚也好。
我对这些景象的感触矛盾重重。不知是日渐苍老，还是日益成熟，我对于事情的判断越来越犹疑，而不是坚定。如果两年前听说到假包子的事件，我会斩钉截铁的分析其背后的意义——政府的失效、媒体的失效、国家电视台的运行机制、公众对流言的轻信、社会资本的衰竭……
但现在，我越来越不愿意加入这样的讨论。我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结论、可顶替所有责任的批评对象，或许也因为内心深处越来越强烈的矛盾感。我相信，如果和訾北佳、郑筱萸深入谈一次话，你对他们的行为的理解也会和之前大不一样。
知识分子喜欢使用很多名词，“后共产主义”、“道德崩溃”、“社会资本”，我们经常将复杂问题一股脑的塞进一个概念中，然后心满意足的认定自己找到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
个人的行为总是与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你分不清是谁改变了谁。我从前经常将问题归咎于体制，那些制度毁坏了个人品质。但是，谁又不是这些制度的一部分，当你既然心安理得生活在制度中，又像旁观者一样进行不留情面的批评时，你的批评显得不无虚伪；况且，那些被你同情、被体制所伤害的个人，他们就真的那么无辜吗，当他们获取对应的权力时，会有更好的表现吗？或者是，当你一心想为他们的生活状态感到同情时，他们其实在其中自得其乐，他们似乎总能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今天的中国人的确被卷入了一场冒险的生活，它的刺激程度，与对应的不安全感同样显著。欧洲与美国的社会学家会拥有“风险社会”、“后现代社会”的理论，无处不在、日益加速的技术进步、市场力量，摧毁了那些昔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宗教、社团、家庭、古老的习俗，新事物的超越了理解范畴，变化的速度太快了，转基因食品昨天还是好东西，今天就成了有害物。
但在中国，这场冒险或许更为惊奇。三十年前生活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