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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母亲被作为“当权派”“打倒”。在当时，被“打倒”的子弟是很不光彩的，邻居、同学都会另眼相看，甚至被一些恶人欺侮。我读小学是在杭州市长生路小学，当时改成一个红色经典的校名：延安一小。从我家住的湖滨六弄20号出发，由东坡路、经龙翔桥、到长生路的学校，也就是10分钟的路程，为了躲开那些恶人，上学放学只能绕远道走，由湖滨路、经白傅路，或由平海路、经延安路去学校，至少要半小时。小时候的遭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复仇的种子，发誓长大后要让这些欺侮过我们的人经受同样的遭遇，把我受到的耻辱还给他们。然而到今天，我甚至连这些人的长像、名字都忘得一干而净，毕竟这段经历与我后来的所见所闻相比太不足挂齿了。
母亲为了逃避批斗，就长期称病在家，这样就把我管束住了。“文革”中，母亲的脾气很爆燥，在外忍声吞气，回家稍有不顺心就像发威的母老虎，姐姐上初中了，还要负责为母亲誉抄检查稿，弟弟才几岁，他们自然不会成为母亲发威的对象，我便成了她的出气筒。有时她挨斗回来，深更半夜把我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给我洗脚洗脸，常常从美梦中喝斥而醒。我还记得，家里有一把用十多根细毛竹扎成的小鞭子，是专门用来威吓我的。一场“文革”使我的童年失去了许多欢乐。
事过境迁，我经常百思不得其解，政治到底有多残酷，与人斗到底有多大乐趣？一家理发店的经理，领导十几颗人，科员级别也算不上，居然要被“打倒”，可见这场运动涉及面之极其广，危害之极其大。母亲对于在这场运动中受到的冲击还挺坦然，还常常自诩，她是与杭州市的一位副市长一起挨批斗的，因为她是省级劳模，还因为她给王光美理过发，言外之意她是够那个级别的“当权派”。那又能怎么样呢？今天，谁还会惦记母亲这样享有挨斗级别，没有待遇级别的“当权派”呢？那种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的滋味，难道没有一点痛和怨？也许这是她一种人生历炼或一份最深刻和最能唤醒的记忆吧。
父亲生于1924年，性格直爽，爱交朋友，乐于助人，一生追求上进，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吃过很多苦，受过许多怨屈。1984年3月28日，父亲沈宝庆因患胰腺癌不幸逝世，终年才59岁。父亲作古对我的打击很大，我的努力还没能达到他期望的成就。在杭州龙驹坞殡仪馆里，望着他的遗体被推进焚烧炉，他的身体转瞬化着缕缕清烟时，我发誓，要为父亲争气，做一个出色的好男儿。父亲去逝已整整20年了，一直想写一些记念他的文字，总感到无从下手。我总是想，这些文字对他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他最大的心愿应该是我们这些子女过得幸福快乐。我还想，父亲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应该很高兴！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解放前绍兴农民的后代、杭州大同酒家的学徒，一个是女理发师、省级劳动模范，他们竟然会培养出一个战争问题专家。我想，我今天所拥有的成就，应该可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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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学业
我的学生生活是随着“文革”的兴衰而开始而结束的。1966年9月，我踏进杭州长生路小学时，正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大革命疯狂兴起的时刻。
这场运动，对于我这个刚有记忆的孩子来说，最开心的一件事是“停课闹革命”。那时的学校，一律取消考试，即使后来“复课闹革命”，上课也很自在，尤其是不必考试，学习的压力就没有了，可以天马行空，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始终认为，我人生中最值得庆幸的快事，就是没有受考试约束这一件。逃避考试也是我个人当时迫切想当兵的主要原因，因为1975年以后，尤其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学校的秩序开始恢复正常，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考试制度的建立完善。直到今天，我所做最恐怖的噩梦是各式各样的考试梦，经常因为答不出题从梦中惊醒。
我们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可选择的文娱活动，家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叫做“熊猫”的无线电收音机，受我的好奇心驱使“分解组合”几次后，“革命样板戏”从此就从我们家里消失了，记得父亲还夸我有敢闯精神，说“万一插队落户，可以在生产队里当电工”，还“开后门”送我到少年宫的电工班去培训。所以今天我对儿子辈少看书非常理解，现在的娱乐方式很多，获得知识的渠道也很多，社会上的书籍更是鱼龙混杂，有时我真希望他少读些书，多享受些社会文明带给我们的、适合他们的精神物质生活，而不是我们那时候单调、枯燥、强制性的文化生活。在当时，偷偷摸摸借阅又旧又破、没头没尾的“毒草”小说是最大的享乐了，有时一本书的借阅时间只有一晚或一个上午，那只能等父母睡着了到厨房间悄悄地看，要么在上课时一心二用偷偷看，缘由这些可看的书大多是“毒草”，家长、老师发现后要被没收撕毁。那时候只要是书我都看，包括“革命样板戏”的剧本。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被李牛老师没收“毒草”是一部叫《香飘四季》的小说。那些年代，看书、写作成了我的全部业余生活，这也使我对作家有着特殊的崇拜，痴迷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追星族。9岁那年，我开始就向报社、杂志社投稿，什么体裁的文章都写，创作的欲望和亢奋包围着我。
立志当作家，对我来说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驾驭文字的能力。我的学习生涯是在“文革”中渡过的，至今的学历仍是高中肄业。虽然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赶时髦上过刊授、函授大学的中文专业，自学英语、世界语，但“文革”这种特殊时期学业经历，决定我不可能有良好的文化基础。我现在的记忆中，10年学生生涯所学的知识对我人生经历并没有很重要的帮助，现在所获得的都是从社会大学自学中很来的。我深信，学校的深造，智者的点拨很重要，但知识的更新，接受终生教育更重要，这主要靠自学。
大量阅读写作是开展研究的基础，脑与手要成为有机的统一体，要有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满脑子想法要用文字表述出来，就首先要知道你的表述别人是否有过，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查阅、检索，过去主要靠博览群书；为查找一个贴切的例子，可能要翻看数百倍的资料；有时为了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字、一句成语，可以翻上几部工具书；那时哪有电脑打字、排版，为了誊清一页稿纸，需要付出誊写几张的代价……苦是苦了点，方法也笨了些，获得的却是非常珍贵和永恒的果实。有时真羡慕现在的学生，发篇文章如儿戏，因为媒体太多了，发稿的机会更多了，当然现在的文字也不像那个时期稀罕了。现在很少有人说靠稿费养家糊口的，出版书还要自己贴钱。小时候写稿，悄悄的干，怕别人看到说你有非分之想；一旦发表不了，又怕丢人现眼。现在写书，就怕没有人看，甚至书还没有写就开始“炒题材”了。这与时代发展有关，今天已进入“眼球经济”时代，像互联网上的平台，别人看你的东西、关注你，就是恩赐你，给你增加点击率！
1978年，连队在安徽丹阳湖农场劳动，非常辛苦，非常疲劳，而写作的劲头却非常足，非常“疯狂”，甚至以这种大量的写作，大量的投稿来转移肉体的极度疲劳，填补精神的极度空虚。那时候，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新闻报道等各种体裁的文章我都写过，什么样的内容都敢拿来写，猪生病了深夜请兽医，老班长探亲结婚不忘纪律提前归队，等等，居然可以一年给报社投稿300多篇而不中。也许越是体力疲乏越需要精神饱满来弥补，也更能体验精神创造的愉悦，更加珍惜自己的精神产品。1985年，我动手写第一部学术著作《信息战》后，因为受精神所累曾将原稿撕毁过多次。我的学术生涯像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靠笔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艰难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