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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食事及其他（9）
与食事紧连着的一件事是性事，这可是中国的道德老师孔子和孟子当初所排列的生活秩序。身为儒林表率的随园先生自然不敢有违先贤的雅训，并有志于将这一光荣传统发扬光大、推陈出新。自少年读书期间与同学张顾鉴──诗人张船山的父亲──发生同志关系，到青年时期娶的二三十个大小老婆，到中年盛名时收进的一大帮女弟子，到六十七岁那年出游天台还和一个叫金凤的小男孩产生恋情，玩了出一树梨花压海棠的游戏。这还没有加上那些到处留情或在娱乐场所找的职业性对象。他一生艳遇的数目如果真要仔细统计一的话，虽比不上唐明皇后宫佳丽三千人，但比起前朝高手如仇十洲唐伯虎那些家伙来，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同时，从精神文明方面的要求来看，比较一下彼此在境界、品位、质量上差别、以及对女性的尊重和呵护，更是不知要高出前者多少。
我对袁在性问题上的好感首先在于他的坦诚。说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像他那样轻松、自然地谈论性以及与性有关的话题，至少在他同时代的文人圈子里没有。他对性的开放态度在后代研究他的人眼里一般被认为是男权主义对女性的轻贱与狎弄，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尤其是对那些通读过他全集，并对他的爱情态度有一个粗略轮廓的读者。即使我们略去他主张女性知书达礼、接受教育，主张男女自由接触，反对缠足，反对以是否处女判断一个女性贞洁与否，赞同妇女改嫁这些封建社会中难得的文明思想不说，在他一生足以让人眼红的爱情生活中，我们很难找到利用权势或金钱达到强行占有对方身体的范例。包括上述那个上元县理发师的故事，实际上也不过通过关系制造见面相识的目的，不存在人到了后就会摆出霸王硬上弓的架式的可能。看来袁在爱情舞台上的形象，确实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形象要干净得多。同时，用张生崔莺莺，或者他的同时代文人──《浮生六记》里的寒士沈复与芸娘的夫唱妇随来要求他也显然过于苛刻。作为财富和地位的一种衍生物，性的要求一向与个人经济实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再说那姓沈的后来在广东才有了几个钱，不是就守不住他原来的生活格局、天天泡在珠江的花船上鬼混了吗？
其次是他的随缘和人情味，以及务实的作风。在他偎红依翠的一生里，几乎所有跟他有过一段缘分的异性或同性，都对他的体贴、呵护、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有着一致的好评。她们中有的是富门闺秀，有的是小户人家的女儿，有的是娱乐界的新秀或天王巨星，有的甚至是朋友家的侍妾、作为两人过命交情的某种信物和见证慨然相赠的。文化上、爱情态度上的差异不可谓不大，但一旦落入了这个人手里，就这么死心塌地跟定了他。天生有女人缘肯定是一个方面，另外他的长相对他一生在脂粉堆里混也带来不少帮助。要知道中国古代的*才子虽然在书里都被说成貎如宋玉潘安，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什么的，实际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拥有一张可以跟赵本山、严顺开媲美的脸。个头也根本谈不上俊朗挺拔、如玉树临风，而是一个个都像排队等着要和武大郎攀亲家。只要是看过《清代学者相传》的读者，相信都不会对这一结论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袁的中等身材以及不俗的容貌在这方面所占的便宜，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还有他天生的那张利嘴，在家里天天涂蜜糖，把女人哄得团团转，到了外面涂的又全是辣椒粉，不仅令不喜欢他的人忌讳，对他的对头来说更是一件所向披靡的武器。尤其是他天生什么事情都能自创新调、强辞夺理，于无佛处说佛的那种本领。有人曾向他请教人可不可以好色，暗隐讥诮之意，他的回答是：“惜玉怜香而不动心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还有一次一个朋友既承认自己好色，但又声称从不去娱乐场所混，以显示自身正派，他当下很严肃地对那人说：你既言好色，又不找*，那你搞的一定都是人家的老婆和女儿了。把那人说得灰溜溜一句话答不上来。（“妓以色娱人者也，子好色而不好妓，岂人家闺阁子，将恣其所好耶？”蒋敦复《随园轶事》）
随园食事及其他（10）
从更深的背景上来看，乾隆嘉庆两朝国家的强盛和富裕，也为它的人民纵情声色、享受物质水平提高以后带来的文化生活上的崭新气象提供了条件和保障。这一点与现在的社会状态比较相象。看看秦淮河边那些装修得花团锦簇、通宵达旦营业的歌馆妓楼、以及大把往里面掷银子的巨贾富商，名人雅客，就对这一点有深刻的印象。这还没算上扬州那些钱多得没处去，只好烧着玩或扔在长江里打水漂的暴富的盐商。当然贫苦的人也不是没有，就拿与袁同为那个时代的著名文人的黄景仁、洪亮吉这些人来说，一生大多时候都还在为吃饭问题绞尽脑汁。这里既有彼此人生与艺术原则认识上的差异，也有对自己生活道路怎样安排和设计的问题。总的来说文人的日子显然要比以前好过得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以至像袁枚那样的人能够在情爱生活中如鱼得水，呼风唤雨，基本上做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应该并不是十分让人意外。因为他的富有，也因为他在当时的国家拥有的如同现在的歌坛天王、影界巨星那样的知名度。生活把他推到一个中心，时代的强光打在他略有几颗白色麻子的儒雅、机敏的脸上。就算他本人安分守居、不主动出击，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在那个在皇帝的带动下，全国人民都以能写几句诗为荣的时代，那些伤春的少女、那些达官内眷、大家闺秀，那些风月场上的女魁首和演艺界的男同志，如何为他的惊世才华和明星光环所吸引。我们还可以想象，即使那时缺乏现代化的通信工具，没有伊妹儿和邮政快件，没有快递包裹，但那些锦书、泪帕、香囊，以及那些以诗文的形式出现的发自内心的崇拜，如何固执地全国各地寄出，如同春潮涌动，差点要淹没了整座小仓山房。
袁枚不是清代历史上第一位将生活质量看得比功名更加重要的作家，但他确实是这方面做得最好、最为成功的作家。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敏感问题是他的生活来源。（哦！我们终于要谈到钱了）很多人──包括他的敌人甚至朋友── 对这一点一向以来也深怀兴趣，并习惯以今天纪检官员的敏锐眼光对他的收入问题抱有持久的怀疑和警惕。也许在他们看来，袁偶尔于两江总督府中尝尝菜包鹿尾，在随园宴客时上一道醉西施舌或鸡汁石斑鱼作为压轴节目，那也算不上什么，但以一退职知县的闲身，终其一生都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里逍遥自在，让人眼热乃至忌恨，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点在他死后表现得更为突出。然而袁生前对自己的经济来源事实上并无半点隐情与讳言，《随园诗话》的编辑与刊行在我看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成功的例子。该书洋洋两大卷六十余万字，事先虽说已由财大气粗的毕秋帆、孙稆田二人出资赞助全部出版费用，但由于这事被严格控制着不为外人所知，作者方面私下里却规定必须另有孝敬，也就是前几年出版界有人热衷的收录作品交编审费那种玩法。“求入选者，或三五金不等，虽门生寒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收费虽然不是很高，但考虑到诗话里总共选录评点了几千人的诗作，积少成多，加在一起应该也是很可观的数目。加上这部带有畅销书性质的名家新著出版后由全国各大书坊出售，本身也还有一笔很大的收入。另外妥善保存在随园诗城木架上一一标明序号的书板，也作好了视市场销售情况、随时准备印刷第二版的打算。一切仿佛都带着显著而娴熟的商业化操作的痕迹。这曾是李渔对文坛的贡献，但袁看来将它做得更好也更完善。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出版事业自他们二人开始――加上作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