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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仇恨发泄出来，并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军事和政治活动。调动农民的这
种积极性是土地革命的实质所在。当时中共的理性思考对贫农的政治化和行
③ 例如，见《密勒氏评论报》， 1933 年 7 月 22 日，1933 年 11 月 18 日和 1934 年 1 月 13 日。
④ 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第 238—239 页。
⑤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8—129 页。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 230 页。规模、人口和红军实力 的估计出入很大。确实，
如霍夫海因茨已经指出的那样（见本书第 213 页④），甚 至“共产党占据”的概念也需要严格界定。虽然
邝继勋失去四川苏区，但据上 海《时报》时常报道，他在川鄂湘边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② 关于苏区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见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 年： 民政经验》和金一平（音）：
《中国共产主义政治》。
③ 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51—52 页。
④ 博古（秦邦宪）向斯诺谈到这一经历，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 19 页。
动化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个嘲弄。党始终把它的注意力和热情贯注于城
市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却陷入经济斗争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
工作条件，而这两种利益的政治意义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根据列宁
对待富农的态度，根据俄国的经验，即富农对群众的剥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残
酷和野蛮，共产国际于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指示中共对富农采取更为激烈的政
策。因此，江西苏维埃于 １９３０ 年 ２ 月通过了一部《土地法》，规定没收全部
公共的、地主的和富农的土地；而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
未参加）提出没收富农出租给他人耕种的那部分土地。①
下到苏维埃一级，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实际问题。当富农的至关重
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阻挠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据地与邻近城镇之间
的贸易在他们手中，他们可能停业，给共产党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方面
的经验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井岗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②后来在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
兴国《土地法》中，对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③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
鄂豫皖苏区的富农直到 １９３１ 年，仍保有他们的土地。不论湘鄂西或湘赣苏维
埃都没有对富农实行严厉的政策。①
当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取得党中央的权力时，富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毛泽
东所采取的遏制富农权势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拿走富农的“剩余
土地”（抽多补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时再拿走富农的“好地”（抽
肥补瘦），②而不违背平等的原则。但这一做法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的四中全会上
受到严厉的批评。③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 日党中央的信指示他改变政策。诚然，富
农问题在中央的阶级路线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这条路线对动员贫苦大众是
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只给富农分坏地，而不考虑给地主以补偿。从理论上
讲，毛并不认为所有的富农都是剥削者。他们可能是半个地主或半个资本家，
但他们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剥削者。④在另一方面，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把富农
定义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贷和经常雇工”者。因此，很清楚
他们是剥削者。⑤如果宽厚地对待他们，就模糊了阶级路线，或完全放弃了阶
① 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 324—327 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 共产党，1928—1931 年》，
第 87—91 页。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 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词含糊不清。这个指示说，在反对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 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下李立三 在1930
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357—361
页。但如认为李立三的 1930 年 5 月土地法体现了 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错误的。因为这
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 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②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67—69 页和第 47、56 页。
③ 同上书，第 2 卷，第 73—75 页和 179—184 页。
①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191—192 页和第 245—248 页；《星火 燎原》，第 2 集，第
99—100 页。
②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143 页。该书中文版比该书 1960 年出版 的英文版好得多。
③ 《红色文献》，第 236 页。
④ 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 年 6 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 命，1930—1934 年：
文献研究》，第 153—155 页。
⑤ 1932 年 1 月 10 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508 页。
级斗争。⑥
拿走富农的部分“好地”与只给富农“坏地”之间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
然而，有些事实却应引起注意。首先，苏区已扩大到包括市镇，苏维埃政府
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贸易体制的成长，使富农在贸易中的作用急剧下降，他
们的利益可能因动员群众而受到损害。第二，富农利用宗族关系来掩盖他们
实际拥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彻底实施。这在 １９３３ 年查田运动期间很
明显。第三，他们从孤儿、寡妇、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里租到土地，因为他
们家中有较多的强劳力，较多的耕畜、农具和流动资金。第四，通过谎报阶
级成分，他们可能混入并控制贫农团、合作社和其他群众组织，使土地革命
和动员群众在某些地方成为闹剧。①因此从 １９３１ 年起新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土地法》接受了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路线，只给富农分坏地，而没收
他们多余的农具、牲畜和房屋。②这一新的反富农路线贯彻到何种程度无从查
考。在鄂豫皖，张国焘接受了这一路线，并似乎大力推行了苏维埃共和国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举行）的政策。在他的苏维埃于 １９３３ 年转移
到四川北部以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加强了反对富农的运动。③在其他地方，这
条新的路线只是半心半意地执行。④正是为了加速反对富农的斗争，发动了查
田运动。
查田运动
确切地讲，很难说谁应对发动这场运动负责。对于这么一件重大的工作，
说党中央未参与决策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整个苏维埃政府机构的卷入，也
难以相信这项决议能够执行。１９３３ 年党中央牢牢地掌握在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
手中，但没有人能肯定中央对基层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在 １９３４
年以前，毛泽东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
这场运动的开始是党的权力和毛泽东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阶级路线与
群众路线的结合。①在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至 ９ 月间运动的第一阶段，显然毛泽东在
负责。接着，在 １０ 月，党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运动中断并搁置了一
段时间，直到 １９３４ 年 １ 至 ２ 月召开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张
⑥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 49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66—167 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508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259—262 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 溃》，第 192—193、495
页。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 53 页。 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王明选集》
第 3 卷第 61 页）中，土地交易是 准许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
地主 和富农是不许购买土地的。不久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 2 号通 告，规定富农有买卖土
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问题是：在苏 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有钱购买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