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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方面，在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 年与他同党
内对手的斗争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他所宣传的观点明显地是要服务于他
在这一斗争中的利益。
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如果说他的思想的哲学核心，早在
１９３７ 年就以矛盾论形成了，那么在范围广大的一系列其他领域，从经济工作
到文学，从行政原则到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释，毛泽东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各种
意见的明确阐述，均出现在 ４０ 年代初期。而在所有这些领域，思想方式与政
治的暗中斗争之间的联系，都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
当然，本章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思想方面，而不在于历史事实。不过，下
面的简明的年表可让我们看清楚某些理论表述的具体意义。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５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批评“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学者”，他们“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
则对不住，忘记了”。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
纪律和各级干部绝对服从上级领导的重要性。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孙冶方（用笔名宋亮）写信给刘少奇，谈到轻视理
论研究和强调经院式研究的两种对立倾向，并希望举出几个把理论与实践正
确结合起来的“中国例子”。同一天刘少奇给了答复，强调使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困难，并部分地把这方面进展如此不大的原因归咎于很少党员能读马
列原著。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２３ 日。毛泽东指示军队干部学习他的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写的《古
田决议》，要求熟读。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 日和 ８ 日。毛泽东发表两次关于整风的基调演说。在第二
次演说中，他抱怨他 １９３８ 年号召“中国化”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两次讲话，但是将近一年
半以后才发表。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毛泽东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三人书记
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审干运动在延安极力进行——实际上，审干运动是在康生
的控制下对党内持异议的或反毛泽东的分子进行严厉清洗。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毛泽东评论共产国际的解散，宣称虽然莫斯科自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已不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但中
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
路线”作出最好的说明。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 ６ 日。刘少奇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赞
扬毛泽东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并谴责“国际派别”为隐蔽的孟什维克。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在《解
放日报》上发表。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顶峰——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同时刘少奇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事业中做出的重
大贡献，向毛泽东欢呼。①
当然，选择这些事实，并把它们排列起来，是为了好让人们看出，毛泽
东在党内绝对支配地位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整风运动的主要
目标。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使这一陈述显得尖刻和过于简单化，但是我
认为并没有歪曲它的大致轮廓。
诚然，在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当整风运动基本上达到了目标时，毛泽东不知是
出于真诚的谦虚还是虚假的谦虚，写道，他的思想——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一种形式——自觉还没有完全成熟和想透，还没有形成体系。他说，他的
思想，或许除了包括在运动时期学习文件中的一些片断，还不是鼓吹的时候。
①可是，事实仍然是，从 １９４３ 年以后，特别是从 １９４５ 年起，他的思想就十分
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中国情况的最权威的范例，既是马克
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文化的总结和顶峰。②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在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 年受辱于“二十八
个布尔什维克”，和从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４３ 年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建立自己政
治上和思想上的权威之后，终于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
他当时在延安根据地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呢？这个体系又是建
立在什么原则上的呢？曾有人一再争辩说，延安传统的实质在于党与群众之
间的亲密关系，这并非瞎话，但是事情不能看得过于片面。
在本章的第 ２ 节里，我提到过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有关“群众路线”的著名
指示，并争辩说这个模糊的概念指向两个方向，即列宁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
论和群众真正卷入自己的事务。
认为普通人可能是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他们又能进而理解这些政
策，而不是盲目地去执行，这样的想法与传统中国思想的一个主题是背道而
驰的。根据《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这是毛泽东半个世纪
以来力图破除的一个孔子的偏见。可是，正如曾强调过的，他这样做时并不
① 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详细地作脚注。
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290—301 页。1941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698—700 页。1943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集》。刘少奇答
宋亮同志的信久已为人所知是存在的，见我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方式的政党》一文对这封信的探讨，此文
载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第 177 页。现在刘少奇的这封信已被重
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 年第 7 期，第 2 — 4 页），但是，宋亮的原信没有被刊载。
关于宋亮的信，见刘少奇：《论党》，第 345—346 页。关于 1945 年 4 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主要节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36—337 页。关于从 1943 年 3
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 1980 年第 2 期，第 77—78 页。
① 《致何凯丰》（1943 年 4 月 22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213 页。
② 关于这一点，据我的看法，雷？怀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 273—274 页）所作关于刘少奇在七
大的报告和在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解释是正确的，而 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
的解释是错误的。不 管怎样，在 50 年代初，中国人在“纯粹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的”思想意识 之间划
出界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在本章不论述。
① 《论语？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怀疑列宁的原理，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更明白地说，共产党
必须给整个社会提供思想指导。
毛泽东既要求下面的参与和一定的主动性，又要求上面的坚定的集中领
导，在这样宽广的范围内，着重点的确切表达和细微差别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从延安时代开始，毛泽东在这些主题上就时有变化。不过，至少直到文化大
革命，他一贯地认为集中领导归根结底甚至比民主更为重要。
毛泽东的关于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的思想，是从秋收起义到整风运动，
在农村 １５ 年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逐步成形的。到 ４０ 年代初，这一经验教
训已经系统地加以总结，并且不仅用于游击战术，而且用于经济工作。
这一时期的主要口号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这样一种方法特别适
合的环境，相对来说只是共产党控制的整个地域的一小部分，位于延安主根
据地，而经济技术水平又如此低，以致中央严格计划投入和产出既不可能，
也不合乎需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