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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这对新四军来说很容易躲避，但给依附于重庆的军队造成严重的损失。①
直到 １９４１ 年下半年，随着畑俊六大将采纳建立“模范和平区”的计划，
日军开始对长江三角洲进行认真的清剿。这是一个分阶段的计划，这个计划
将仔细划分的地区置于更为严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保护之下。当一个地区
已达到某种发展水平时，邻近地区将被加入。第一步是加强扫荡，以驱除所
有抵抗者并重新开始。然后利用稠密的竹栅栏或其他防卫工事，实行严密的
边界控制。在地区内，地方警察进行严格的居民登记，行政人员被指派执行
广泛的“自治、自卫和自富”的计划。在最发达的模范和平区，日军的密度
达到每平方公里 １．３ 人，是华北的三倍半。必要时采取严厉的高压手段。结
果是长江三角洲北部的模范和平区内的治安变得相当出色。南京政权代理人
征得的税款急剧增长，强制劳务也是如此。日本兵和当地著名的汉奸宽慰地
说，他们来去不必担心遭到伏击了。
然而，甚至在最成功时，这些措施对中国的抗战——不论是国民党的还
是共产党的——问题，也不是普遍的解决办法。模范和平区需要大量的人力
和其他资源，范围极其有限。到 １９４３ 年，这样的措施已不再拥有高度的优先
权了，只有少数几个地区被认为已经通过计划的所有阶段，其余的都停留在
这样或那样的初级阶段上。在长江以北较远地区唯一的这类措施是成立较晚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而且几乎完全无效的新省——淮海省，省会设在连云港。①
而且即使在最安全的模范和平区内，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能维持连续的低
水平的存在。
模范和平区成功有限而最终失败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许多任务迟早必须
转移给中国人自己去办，他们或者是汪精卫任命的人，或者是从当地招募的
人。两者都不断让日本人绝望：前者是因为他们无能、腐败和派系纷争；后
者是因为他们只做那些他们感到不得不做的事，或对本身有利的事。最终，
模范和平区证明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短期的并受地域限制的效果。模范和平
区还表明：在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被占领的中国”，这样的解决办法完
全不是办法。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110—111 页。
① 汪伪淮海省省会设在徐州市——译者。
中共的对策：生存与新政
磨擦和清剿的共同后果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它在抗日战争中最严重和最持
久的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在战争早期共产党经常强调以牺牲农村
政权的巩固和深入为代价谋取军事和政治的迅速扩张，加剧了这些挑战。与
此同时，在三年丰收后，不利的天气导致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的歉收，使原已
困难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中共对这些挑战的反应是多方面的——从零敲碎
打开始——正如问题本身是多方面的。针对新的形势，某些现行政策受到全
面检查并得到调整。有些新政策在暂时困难被克服后仍长期保持，而其他政
策则是特殊的常识性的措施，以减少损失或赢得新的支持。回顾起来，新的
模式早在 １９４０ 年已能看到。到 １９４２ 年它已全力推行。毛主义的领导层当时
已把它看作一个整体。
与这一艰难时期的实际紧迫任务分不开的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明确地提到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理论指导中心人物的高度。１９４２ 年到 １９４４ 年间，
最后的主要成分被增添上去，以完成“毛泽东思想”，而反对他的最高地位
的最后幸存者，或被清除，或受压制。至迟从这时起，运动带上了毛的政策
和人格的不可磨灭的标志。这些年的经历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像 １０ 年前的长
征一样，延安时代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历史，部分是神化—
—足以影响未来的事件。
陕甘宁的新政策
经济问题。在战争中间几年陕甘宁的主要经济变化已在前面提到：国民
党中断财政拨款，封锁，以及比前几年差的收成。这些变化产生了深远、广
泛和持久的影响。它们几乎导致陕甘宁经济的崩溃。回顾这段时期，毛在 １９４５
年写道：“我们〔在战争〕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
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①
国民党的经济战剥夺了陕甘宁的重要“硬通货”来源，并且或者切断了，
或者极大地改变了它与中国其他非沦陷区的贸易。党、政、军干部及大量移
民使平时就不富裕的边区资源更加不足。因此，党的目标是使这一地区尽可
能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尽管完全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但最后仍取得了
相当大的进展。其时，经济状况急速恶化。
所有资料都同意问题的严重性。陕甘宁丧失了国民党通货（元）的主要
来源，但继续依赖对外贸易以换取棉布和几乎全部工业品，陕甘宁再次采用
自己的边区货币，使元的储备能尽可能地继续为必要的进口提供资金。１９３９
年以后，这种形势引发了通货膨胀，其速度甚至比重庆所经历的还要快（见
表 ２５）。在经济的所有领域里，１９４１ 年是危机最为深重的一年。
１９３７ 年—１９４５ 年物价指数：
表 ２５ “自由中国”与延安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108 页。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自由中国
１００
１４５
３２３
７２４
１９８０
６６２０
２２８００
７５５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
延安
１００
１４３
２３７
５００
２２００
９９００
１１９９００
５６４７００
未计算
来源：关于“自由中国”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 年》，第 １５２ 页；关于延安，见施兰：《游击经济》，第
１８４ 页。
岁入丧失、对外贸易条件迅速恶化以及通货膨胀，迫使共产党人寻找新
的收入。没收和“自愿”捐献已不再有成效，因为在实施比较温和的统一战
线士地政策前，大多数地主和其他富人已经过土地革命。他们现在已拿不出
更多的东西了。党无可奈何地被迫向陕甘宁几乎全部人口征税。税分为三种：
（１）谷物税，以实际产量而不以土地拥有量为基础：（２）其他实物税，特别是
麦秆和羊毛；（３）货币税。中农和下中农对这些税感觉最强烈，在此以前他们
极少交税。１／５ 左右最贫困的农民（他们人均年收入不超过大约 １００ 磅谷物）
仍豁免谷物税和其他实物税，但到 １９４１ 年谷物税已超过 １９３８ 年的 ２０ 倍——
这一负担使民众极为抱怨。此后，在 １９４５ 年或许由于歉收以及日本投降后政
府部门支出减少导致大幅度下降以前，税收水平有一点降低（见表 ２６）。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陕甘宁的谷物税
表 ２６ （单位担，１ 担＝约 ３３０ 磅）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粮食产量
１２６００００
１２７００００
１３７００００
１４３０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
粮食征收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
％
０．８
０．８
３．６
６．３
１３．６
１０．７
１１．３
９．１
７．８
来源：施兰：《游击经济》，第 １２８、１８８ 页。
在 １９４１ 年，农民的这项负担非常接近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省政府征税的
估计数，但由于它是在激进累进制的基础上施行的，因此要公平得多。为减
轻较贫穷农民的税收负担并尽可能缓和他们的抱怨，党中央于 １９４０ 年中开始
发布更紧急的号召，要求实行减租减息，希望借此用一种索取部分地替代另
一种索取。
边区政府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