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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政府开始认真寻求新的税收来源。所得税扩大了；对运
输中的货物征收一种所谓消费税——其实就是恢复旧的令人痛恨的厘金；而
且盐税增加了，成为政府税收中最有成效的税种。另一项增税计划是 １９４２
年制定的，对盐、糖、烟草和火柴的销售实行国家专卖。这几种措施仅仅是
勉强有利。所得税和超额利润税几乎完全行不通，部分由于故意逃税。消费
税虽然有利，但对贸易造成许多障碍，于 １９４５ 年被废止。所有这些征税计划
都不解决问题，这由下列明显事实可以看出，税收所得还不到政府战时现金
支出的 １７％。
最为深远的财政改革是田赋征实。自 １９２８ 年以来，农业土地税曾由地方
政府以货币征收。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公开的市场上为其庞大的军队购
买米谷。但是，随着米价暴涨——１９４１ 年 ６ 月平均价格高出战争前夕 ２０ 倍
以上——维持军队的费用已变得难以支持。因此，自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开始，中央
政府从各省接管了田赋的征收。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货币课税（在非产米区按
小麦和大麦等其他粮食；在罕见的情况下征收棉花）。然而，这样征收的粮
食仍然满足不了军队和公务员的需要。因此在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政府着手实施粮食
的“征购”（在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改为“征借”）。这就是说，纳税人现在不得不
向中央政府输送的不仅有土地税，而且还有大体相当的粮食，纳税人对后者
以后将得到补偿。
通过这些措施，中央政府获得了有保障的食粮来源。它不必再以法币在
公开的市场上购买昂贵的稻米。这减少了印制新钞票的压力之一。然而，这
种粮食税极易被侵吞。这种侵吞使农民深为不满，也促成政府道德上败坏。
张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观的政府高级官员，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田
赋征实的）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为军队获取低价食
品的眼前利益。”①
尽管政府在开发新税源方面并非明显地成功，但它确实果断地限制了开
支。在 １９４０ 年，政府认识到放手鼓励经济增长正在产生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
通货膨胀倾向，它收缩了信贷政策，并削减工业和交通的发展。然而，最重
大的节约是限定士兵和政府官员的工薪。政府认识到只有印制巨额的追加货
币，政府雇员的工薪才能保持与上涨的物价同步，因此直到 １９４４ 年政府实质
上未增加工薪。官员们工薪的票面购买力，在 １９３７ 年与 １９４４ 年间下降了约
８５％，而士兵们则下降了约 ９４％。当然，官员们事实上部分通过食品和住房补
贴得到资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从兼职获取兼薪以维持生计。还必
须承认，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地区和人口两者都比战前小得多。无论
如何，按不变价格计算，每年政府的开支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是下降的。虽
①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144 页；又见杨格：《中国战时的财政与通货膨 胀》，第 25—26 页；
关于田赋，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 45—70 页。
然不可能精确，１９４４ 年政府实际．．的现金支出已经下降到它战前支出的 １／４ 以
下。政府是在挨饿。
政府靠压低其雇员的薪俸来节约开支，是否明智尚难断言。低薪金迫使
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参与侵吞，通过与占领区未经批准的贸
易形式而自肥，或者谋取损害政府工作效率的兼职。反之，假使政府让士兵
们和官员们的工薪与正在上升的生活费用挂钩，那末政府赤字必将大量增
加，从而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压低政府支出的手段，
是裁减军队和官僚的规模。这将会紧缩开支，并可能增进效率。但是，出于
政治原因，这种措施未能采纳。
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４ 年，物价每年上涨约 ２３７％；１９４５ 年仅 １ 月到 ８ 月，价格
就上涨了 ２５１％。就金融方面而论，政府发行了空前数额的新钞票，以满足一
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与 ８ 月之间，流通的法币总额增至三
倍。增加开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存在日增。它在中国的兵
力，从 １９４２ 年末的 １２５５ 人增加到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的 ３２９５６ 人，以及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的 ６０３６９ 人。这些军队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经济供应，并且是按大多数中国
人从未见过的消费水平。１９４４ 年年中，孔祥熙抱怨：“在中国，你们的孩子
们每天需要 ６ 只鸡蛋，而现在减为 ４ 只。但是，你们每天吃 １ 磅牛肉……为
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
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①确实，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士兵的费用，高达
５００ 个中国士兵的费用。此外，决定修建 ４ 个供远程 Ｂ２９ 轰炸机使用的大型
空军基地和 ３ 个战斗机的简易机场，全部于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完成，这导致更庞大
的开支。从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美国人存在的月费用从 １０ 亿元增
加到 ２００ 亿元。回想起来，很清楚，从美国增加在中国的作用中取得的军事
利益——特别是 Ｂ２９ 的行动，它在战争期间发动了不过 ２０ 次空袭——与加在
中国虚弱经济的财政损失相比，远远得不偿失。①
中国用于美国军队的开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在
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这笔开支足足等于新发行货币的 ５３％。然而，国民政
府本身的开支也在急剧增长，这大部分是因美国人的建议而发起的改革的结
果。例如中国军队的 ３９ 个师，为了现代化、训练、医疗和改善伙食被挑选了
出来。政府官员和教员的薪俸在 １９４４ 年晚些时候提高了——虽然这只能稍稍
缓解他们的困难。同时新创办的战时生产局的开支和贷款，虽然只占政府总
支出的约 ７％，但在 １９４５ 年上半年也推动物价持续上升。到战争结束时，平
均零售物价指数高出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２６００ 倍。
并非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同等地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一小撮囤积居奇
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获得了大量财富。有些群体如地主和产业工人，在不
同程度上和不同时间内生活较好。但大多数民众逐步降低到勉强能维持生活
的水平，甚至低于这个水平。表 １１ 表明了国民党中国几个收入群体购买力的
变化，虽然这并不精确反映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准。例如，由于歉收、增税和
①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 291、234—235 页。关于军队人数，见罗曼努斯 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
使命》，第 267 页；《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258 页。
①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 272—273 页；杨格：《中国与援助 者》，第 290 页；罗曼
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 115 页；《美国 对外关系：1944 年》，第 6 卷，第 906—907 页。
加租以及兵役和劳役的负担，大多数农民生活得比表上所表明的贫困得多。②
另一方面，士兵、官员和教授等政府雇员，并不完全像表中所表明的那样生
活得那么坏，因为他们受到廉价的食物和住房这类形式的补助。
通货膨胀对官员和士兵生活水平的损害，影响了政府的活力。早在 １９４０
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 １／５。到 １９４３ 年，实际工资
跌落到 １９３７ 年的 １／１０。虽然他们的境况因
几个收入群体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指数
表 １１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
教授 ａ 士兵 ｂ 公务员 ｃ （重庆） 产业工人 ｄ 农民 ｅ 农村工人 ｃ （四川）
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
１００
９５
６４
２５
１５
１２
１４
１１
１２
１００
９１
６４
２９
２２
１０
６
—
—
１００
７７
４９
２１
１６
１１
１０
—
—
１００
１２４
９５
７６
７８
１５
６９
４１ （ 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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