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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目标,是在中国创立多年前蔡在德国受到如此强烈印象的政府资助的高水
平研究模式。随后一些较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包括胡刚復、王琎、王世杰
和周览(周鲠生)被邀请参与筹划。1928 年 6 月 9 月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宣布
①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 73—75 页。杨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1929—1931 年),
该校学生注册人数约为 400 人。
①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 100—101 页,表 60。可惜,该表未单独列出
省立安徽大学的学生注册人数。
②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 73—101 页。
③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 4 页。
④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 2 部分,“表”,第 2—3 页,表 1,《中国和世
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表上所列年份从 1928 年到 1934 年;与中国和土耳其对比,美国(1932 年)居
第一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 73 人,而日本居第 22 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 9 人。
正式成立,蔡元培由政府任命为院长。①研究院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设三
部分:研究部,由各研究所组成;管理部,由总干事负责;以及一个称为评
议会的顾问机构,由当然评议员和特邀评议员两部分组成。②研究所一成立,
学者和科学家在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和对世界知识积累做贡献的鼓舞下开始了
他们的研究项目。③有两个特征很突出:大多数研究所属于自然科学,中央研
究院的大部分领导人曾积极投身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以及兴办各种专业协会。
然而,中央研究院并未独揽最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学者。由于蔡元培和李
石曾(李煜瀛,他曾在法国接受高级训练)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合理结构上
分歧扩大,李离开了原来的中央研究院,并于 1929 年建立了国立北平研究
院。这是一个独立实体,在它的领导下,后来 20 年中,有六所科学研究所从
事高级研究和出版。后来李书华作为副院长加入了这个机构。①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一个重要新发展,是年轻的归国学者坚
持实地调查与实验室分析和资料研究要受到同等注意。但是运用现代科学方
法进行的实地研究,必须向只受过文献训练的中国老派学者展示其价值。这
种展示开始于精通史前青铜器铭文的中国古文献专家于 19 世纪 90 年代发现
安阳地区出土的“卜骨”上刻有史前汉字。这些学者从商人那里收集了成千
上万的卜骨,开始破译史前文字并着手进一步发掘。实地考察的另一促进因
素来自工商部②于 1916 年建立中国地质调查所,以绘制全国地图并调查国家
的自然资源。③在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人(他们主要在英国受过训练)
的强有力领导下,绘制地图和勘探设立了新的标准。该所还赞助古生物研究,
终于发现了“北京人”。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一个新生代实验室,它在 20
年代显示了从纽约州(葛利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顾问)、加拿大(步达生)、
瑞典(安特生)、德国(魏登瑞)和法国(德日进)来的考察者和科学家如
何能帮助训练新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其中包括裴文中,他领导了北京西南周
口店的发掘,并于 1929 年发现“北京人”。
继“北京人”之后最著名的发现是对以前仅出现在传说中的河南安阳商
代都城的发掘。傅斯年曾是北大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在他领导下的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 年增加考古学于其历史和语言工作。傅邀请李济—
—1923 年曾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领导安阳项目。从 1928 年到 1937 年
在那里进行的发掘,李济的杰出著作《安阳》一书作了描述。该书详叙了一
个英勇的传奇——他们如何在十多年战争和混乱之中圆满地进行了实地工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 7 集(1978
年),第 6 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 集(1978 年),第 6 — 7
页。全国科学评议会在 1935 年完全设立起来时有当然评议员 11 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长及该院 10 个研究所
的所长,同上,第 9—11 页。
③ 同上,第 33—36 页;例如杨铨、丁文江、任鸿隽、王琎、周仁、竺可桢和王家楫,全是中国科学社矢志
不渝的成员。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 集 (1978 年),第 17
页。
② 应为农商部——译者。
③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 190 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
第 3 卷,第 67 页;和李济:《安阳》,第 34—48 页。
作、实验分析以及对成果的科学研究。这是一项伟大的学术成就。①
北京协和医学院树立了医学教育的最高标准,它经传教士在医学方面一
个世纪的努力之后,从 1915 年至 1947 年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成
为一个从事研究兼培训的医院。它的 300 多名毕业生,在 1924 年后帮助国家
公共健康机构配备了人员,同时该学院的研究工作,特别在寄生虫学以及治
疗血吸虫病、钩虫和黑热病等传染病方面做出了贡献。②
大学也有助于拓宽知识领域。第一个是 1921 年在沈尹默领导下建立的北
大国学研究所。虽然它在北大的计划包括出版研究成果和努力吸收通讯研究
员,但该所事实上一成立就更像一所西方的研究生院,研究生与个别教授一
起独立工作完成所给课题。③进入研究所首先不是由具有学位,而是由提交以
前的专业出版物决定的。
撇开理想、热情和专家计划不谈,20 年代学术界的工作仍遇到一个经常
性的障碍,即财政支持不足。当时的记载不止一次实事求是地谈到:“中国
正处于内战之中,公立院校的经费时有拖欠……”①一些教授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同时在两所以上院校授课。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到研究拨款是困难的,
因此,朋友和外界的资助至关重要。
有关知识的社会学可望从推动中国现代学识的私人组合、群体、小集团
和派系的详细研究中得到好处。首先,留学国外的为数不多的精英,按照传
统组织了学生互助会互相支持。这些互助会的目标和方式与唐人街商人之间
的秘密会社(堂)全然不同,它们挑选新会员,向他们提出建议,在避暑地
开会并建立以后在国内可能有用的信任和友谊的个人联系。在几个这样的组
织中最有名的是“成志会”(也称“十字架与剑”)。②
年轻的博士回国后成为教授,像所有的教授一样,他们需要重新塑造自
己的形象;少数幸运者能在大学研究所里继续从事他们的专业,给他们当助
手的比较年轻的学生同时接受了训练。例如,北平地区的北大,清华和燕京
以及广州的中山和岭南等大学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所,成果通常是高质量
的,刊登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刊物上。
这类突出的研究所中有南开经济研究所,它在何廉领导下建立于 1931
年。何作为南开大学财政和统计学教授,开拓了南开对华北工业的系统研究。
这为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指出了新的方向;这种对中国经济生活的研究根据从
国内收集的数据,而不是利用西方的经验和实例。何利用他在美国作研究生
时建立的个人联系,包括成志会的成员(张伯苓也是其中一员),并能吸引
其他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的经济学者。例如,方显廷是 1928 年的耶鲁博士,
他在 1929 年加入了南开的教师队伍,并成为由经济研究所演变而成的社会经
① 李济:《安阳》;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 3 版,1977 年,第 3—18 页综述中国考古调查的发
展。
② 见玛丽?布朗?布洛克:《美国移植》(英文);玛丽?E。弗格森:《中国医学理 事会与北京协和医学
院》;和约翰?Z。鲍尔斯:《中国一座殿堂里的西方医 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表明,除大量医学事
业外,该基金会还扶助平民教育、农业研究、图书馆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