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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非正义的理解变得重要起来。①
① 詹姆斯？沃森：《中国亲属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观点》，《中国季刊》第 92 期（1982 年 12
月），第 589—627 页，全面研究了关于宗族的文献，界定了“宗族”一词。又见杰克？波特：《传统中国
的土地和宗族》，载莫里斯，弗里曼编：《中国社会的家庭与亲属关系》。关于华北乡村中的其他牢固的
亲属关系纽带，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 60、75—78、80 页；关于河北和山东的宗族史
料，见普拉森吉特？杜阿拉：《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 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1983 年），第 2 章。关于绍兴宗族，见寇尔：《绍兴：清代社会史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1975 年）第 3 章。
① 鲁比？沃森：《华南的阶级差别与姻亲关系》，《人》第 16 卷第 4 期（1981 年 12 月），第 593—615
页。
① 关于“道德经济”，见后本章《农村组织与农民运动》第 6 条脚注。
社会不稳定的加剧
１８００ 年至 １９４９ 年之间，在从内外两个方面打击中国的变化中，我们看
出了某些一般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的是民众中的好斗精神、尤其是始于贫困
边远地区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增加了，政府对那里新去的移民鞭长莫及，无
法加以管理和控制。广东中部和东部连续不断的村际械斗，华北平原地区的
长期匪患都是例子。②再如在江西丘陵地带，居住山上的棚民与平坝里境遇较
好而受家族统治的稻农相处不和。③在这些管理不到的边缘地区，非法会社蓬
勃发展，发生叛乱，其中有些地方在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
为对付 １９ 世纪中期叛乱而实行的地方和省级的军事化提高了军队的水
平，也产生了如何解散不使用的军队的难题。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军事统治
结束，任凭地方保安部队激增。不久，甚至当它们还未破坏农业之时，军阀
内战破坏了城市和商路。④
另一个不稳定的特点，是人口的流动。清代初期和中期，允许移民迁入
明末叛乱造成人口减少的四川等省和边境地区，包括非法进入满洲。这些出
路（除满洲外）到 １８ 世纪末渐渐堵塞。福建和广东多数男人移居东南亚，到
１８５０ 年为止，有些人移往南北美洲充当契约劳工。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人
口减少的长江下游，暂时是一个人口迁移的汇集区。然而，到 ２０ 世纪，只剩
下满洲这唯一的一块地区，仍具有大量吸引移民的未开垦的土地。这些移民
到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最后结果，是长江流域之外的人口增加了。
在这些永久的迁徙之外，还有两种暂时的人口迁移：为了就业和逃避战
祸、饥馑和贫困。城里的店主、商人和工人，即使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已永久
定居下来，仍住往按原籍组织为“会馆”，希望最终仍回到他们的故乡。大
规模的人流每年出现。例如，浙江北部青镇①传统铸铁作坊的铁匠，或杭州的
锡箔匠，每年大部分时间在作坊做工，但夏天却分别回到江苏无锡和宁波府
各地，帮助家庭夏收。贫困的边缘地区，常有他们自己的迁徙模式。例如苏
北的穷人到上海寻找季节性工作，充当劳工、挑夫和黄包车夫，但常常到头
来因没有工做而沦为乞丐。在较富裕的城镇乞讨，成为公认的农闲时寻找生
计的路子，正如家乡遭受自然灾害时，到处乞讨是一条生路一样。抢劫和走
私，作为一种更大胆的、不法的谋生之道，有时被人季节性地采用，常从外
地捞钱。若把商路沿途的挑夫、船夫、行商和小贩加上，晚清人口的职业性
移动量是很可观的。②
此外，自然灾害，叛乱与战争引起难民的浪潮。难民群在他们经过的城
镇引起恐惧，那里的小家族集团或个人很容易受到抢劫。
② 关于广东：哈里？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7 期（1977 年 11
月），第 1—40 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135—151 页。关于华北平原，见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 59—94 页。对于民国时期土匪为患和军阀割据的社会影响的解释，见菲利
普？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现代中国》第 7 卷第 3 期
（1981 年 7 月），第 235—288 页；和 R。G。蒂德曼：《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区的事件》，《现
代中国》第 8 卷第 4 期，第 395—433 页。
③ 对这个多山社会的分析，见斯蒂芬？艾夫里尔：《棚民与长江多山地带的开 拓》，《现代中国》第 9 卷
第 1 期（1983 年 1 月），第 84—126 页。
① 青镇旧时属桐乡县，隔河为吴兴县的乌镇；二镇今合称乌镇，属桐乡县—— 译者。
如此种种的民众流动是没法计算的，但是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无疑是
有增无减。对外贸易的增长、城市职业的增加和交通运输的改进，都促成新
的暂时迁移。例如， １８８２ 年有 ７００００ 中国旅客从宁波乘轮船到上海，有 ７３０００
人购买船票从上海到宁波。２０ 年以后，这些数字约增加一倍；而到 １９１０ 年，
有宁波旅客 ４６７０００ 人到上海，４７００００ 人从上海回宁波。即使考虑到原乘帆
船的旅客改乘轮船，这些上升的数字也能说明，有更多的人在流动。①
这种种人口流动，首先，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其次，影响了全国各
地。与世隔绝的村庄越来越少。到城市寻找工作，不一定通过逐步上升的城
镇等级制的市场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流向城市，形成新的联系渠道，
而城市商人则与农村关系更为密切——为农村手工业供给原料，购买农产
品，并像其他富裕的城市居民一样购买农业土地。
第三，这些人口流动影响了社会结构。城市工资劳动者，不论男女，在
他们的乡村家庭里有了新的重要地位，因为他们增加了家庭收入。与此同时，
逃避农村贫困而外出，意味着始料所不及的流离失所、家庭破裂、卖妻鬻儿
和受人摆布。我们无法描绘他们趋向贫困的简单过程。但是，在一些租佃率
高的地区，租约每每对租佃人不利。例如，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在广东东部，农
民在坏年景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也很少有减租的权利。到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一些农民仅按照一年的口头协议租地耕种，毫无保障可言。在长江下游，租
局在辛亥革命后遍布各地，押租逐渐普遍，短期出租增加。政府政策前后不
一，有可能增加关系紧张，如在浙江，１９２７ 年通过减租条例，然后又宣告无
效。①同时，暴力活动增加和民众流动，两者都削弱了从前由庇护人－依附人
关系和村社网络所提供的保护。
不稳定不宜于数量比较。然而，我们注意到，１９ 世纪中叶的社会动乱是
在人口激增、通货紧缩、政府资助的主要水路运输和河防以及抗灾系统毁坏
失修的时期出现的。在清代最后 １０ 年和民国初期，经济膨胀和改革又进一步
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在民国的后半期，因经济困难和战争而导致的不稳定
越来越频繁。人人的生活都更少保障。
传统名流的融合和分裂
在商业化导致商人与有功名的士绅之间的正式区别最终消失时，名流群
体也开始变化。这两个群体的融合，以清末出卖功名为标志。富有的广州行
商老板、江苏与直隶的盐商和山西的票号主人，在 １８ 世纪买得功名而享有很
高的社会地位。在 １９ 世纪，任何一个城市的许多商人，很可能都不是本地人，
所以和本地士绅截然不同，但是，这两个群体在家乡却融为一体。做生意从
来得不到一流学者或高官的声望，但它至少同样是一条生财之道。把商人吸
①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贸易报告》，1882 年，第 270 页；1900 年，第 374 页；1910 年，第 525 页。
① 关于广东，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338 页。关于长江下游，见布雷德利？盖泽特：
《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 年》（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 年）
第 94—95、101、189—193、213—215 页。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