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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在秦国的经历似乎说明，一个读书人无论受到怎样的压抑和屈辱，或享受到怎样的荣华富贵，都不必以读书人的身份为耻。从表面上看，秦国是以战争取得政权的，而战争又要依靠野蛮的力量，所以依附秦国政权的知识人往往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情。这感情鲠在心里，会让其造成深刻的自卑和误解，从而在人生道路上做出最愚蠢的选择。知识人当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够超越这种情感的局限，能够依靠自己的心智和知识来一番俯视。像孟子到了齐国，虽然也曾想借助齐威王齐宣王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实在只是把对方看成工具而非大脑，视其为二流人物，内心里的正气是非常浩大充实的。他的那句“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并非是一句华丽的大话。
在孟子前面的当然还有孔子。从一生的行迹上看，孔子比孟子的颠簸多了十倍，坎坷也多了十倍，可是孔子的内在强度和气概，并不亚于孟子。不仅不亚于，而且还要超过孟子，所以说孟子只是亚圣。那种在权力面前极度的困顿甚至尴尬，正好反衬出一位理想人物的强大。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治理，智识人物有一种顽强的主导性观念，这观念超越了一般的集团利益，更超越了眼前的好恶和冲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与权势人物对不上口。思想的强大，有时会让人望而生畏。表面上却正好相反，那些被武力簇拥的庙堂倒令人恐惧。其实没有比这些庙堂再脆弱的了，因为世界上还找不出一座屹立千年的庙堂，孔孟等人却不可摧毁地存在了一两千年，看样子还要存在下去。
从战争的局部看，野性和勇力是制胜的首要条件。可是从战役和战略、从决定权力根本性转移的暴力行为上来看，也仍然需要战争的艺术家，他们也是书生，只不过是另一种书生而已。齐国的马陵之役、围魏救赵，倚仗的主要还不是大将田忌之勇，而是孙膑之智。在戏曲中被反复吟咏的三国故事，其中的赤壁之战也倚仗了一个通达阴阳的书生，而不是刘关张。现代战争是怎样进行的似乎更无须多说，生猛和强膂更不可能是制胜的主要条件了。再说勇气和力量这些东西，它们的呈现方式也不仅仅是在战场上，或主要不是在战场上。一种心志的坚守和实践的韧性，倒是需要更大的勇气。孔子孟子荀子等圣贤，首先就是在勇气和意志方面，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自古书生难言说？（2）
一般人认为生活中的“书生”是可爱的，而“书呆子”是令人惋惜并多少可笑的。其实要把握好这二者之间的微妙分寸，可以说太难了。做一个可爱的人还是令人发笑的人，实在也由不得个人去选择，而只能由植于心头的文明去决定了。一种文明种植到心上，也就会终生携带，在关键时刻会左右他，决定他的荣与辱、生与死。一些现实人士最愿嘲弄的就是智识人士，这是中国近一百年来、特别是五六十年里才巩固起来的一个奇怪传统。文人既然可笑，那么它所对应的野人又该如何呢？其实离开和抽掉了文化和文明的质地，其他还能够成立吗？
文明对人的制约力是惊人的。一个古登州人叫王懿荣，就是因为发现了甲骨文而声名显赫的那个人。一般人还以为他是个学者，其实他是清朝的高官，曾三任国子监祭酒。他身为高官却厌倦官场，当时一肚子的好学问没处投放。加上生逢乱世，心里充满了矛盾，不知该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更好。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就在这两难之中过完，最后画上了那个惊人的句号。在近代史上，大概登州人，或者说莱国人，最让世人震惊和骄傲的，就是这个大学者大勇士大官员了。这三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多么完美的结合。
当时清廷腐败之极，面貌俊美的好皇帝光绪受制于太后，不能一展抱负。一些有志的知识人对光绪寄托了多少美好的希望，最后却落个失败的惨局，连光绪本人也郁郁而终。王懿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地生存着。当登州一带外寇入侵民生涂炭的时候，王懿荣竟然辞职还乡，与黄县的一个亲戚筹集资金兴办团练，要与敌人决一死战。这在清朝将领多有畏惧的情势之下，一介书生却显示了超人的凶猛。那些办团练的艰苦卓绝，感人肺腑的故事，在胶东一带搜罗不尽。最后的日子来到了：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太后和皇帝都跑了，可是王懿荣等人却进京顽抗，拼死一挣，并提前挖好了一口大井，准备在最后的关头跳井自尽。这个关头真的来到了，他于是写下绝命书，尔后毅然跳了下去。他的妻子随后，紧随的还有大儿媳。
这种忠信勇敢大半来自所谓的“书生”。能够逃脱却甘愿受死的，还有以前说过的谭嗣同。他们这些人可能不仅被后来人看作“书生”，还要看作“书呆子”。连同要求弹一曲广陵散再死的嵇康、唱罢国际歌再死的瞿秋白，都会被看成同一类“书呆子”。然而，人类历史、中华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呆立不动以致于化为顽石和钢铁的人物，这个民族不是太可怜了吗？人类相信和向往一种文明，当然是向往它所具有的伟大力量，这力量大到不可思议，大到让人临死不惧，这才称得上文明啊。
而所有的野蛮人，他们的勇气就是无畏地破坏人类已有的一切文明，内心里百无禁忌。他们的到来，从自然环境上讲，可以在几十年时间里让树木全毁，绿色不再；从社会环境上讲，可以用各种借口杀戮知识分子，可以公开和大肆嘲弄文化，甚至蔚然成风，让民众在不知不觉中以知识为耻。
人类创造了文明，从而生活在这种亲手创造的成果里，这就是一种规范和安全的生存。理想的生存其实应该首先让每个人都成为书生，而后再说其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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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说管仲（1）
（见原书第五章之《商人举贤》）
齐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几个大繁荣时期，有人认为是三次，也有人认为是两次，即姜姓统治的齐桓公时期、田姓统治的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姜太公初封齐地的时候，地域狭小，好在他能够因势利导，与莱国人相处得融洽，尊重他们的礼数和风俗，这才站住了脚跟。齐国建国后与莱国人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争夺和斗争，但主要是做了许多融合的努力，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向周公报告，说已经完成了初步建国。而同时受封的鲁国，却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向周公报告建国。二者建国所用的时间相差悬殊，却并不说明齐国面临的局面有多么简单，实际上倒有可能更复杂。当时占据东部半岛的莱夷族经济与文化都极其发达，渔盐资源丰富，实力强大，远非初来乍到的姜姓政权所能匹敌，所以后者只能走一条沟通合作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确立只是迈向繁荣的第一步，还不能称之为齐国的繁荣。
第一个繁荣期当是齐桓公时期，他终于成为了春秋时期的霸主。谈到齐桓公的霸业和齐国的繁荣，就不可能不谈谈一代名相管仲。可以说没有管仲的才能得到全面的、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就不会有齐国的强大。关于齐桓公与管仲的恩怨与合作，成为历史上一段有名的佳话。齐桓公曾中过管仲射来的一箭，巧的是这一箭恰好射在了衣服的扣环上，等于是拣了一条命。齐桓公非但不记这一箭之仇，最后在他人的力荐之下，竟然任用管仲为相。后来齐桓公对管仲信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