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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儿童保育会和报童学校（2）
每逢星期日或纪念日，陈鹤琴就出面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前来演讲，其中有黄定慧、吴志骞、韦悫、胡愈之、沈体兰、吴大琨、王任叔等人。陈鹤琴常借位于八仙桥的基督教青年会服务部的场地，请刘良模、陈歌辛等音乐家教救亡歌曲。此外，陈鹤琴还在难（报）童学校的基础上，主持举办数次教师进修学习班。难（报）童学校的创办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申报》报馆曾捐助报校一部分办学经费，还做了500套印有“申报”两字的草绿色马夹。在上海市区繁华地带常见身穿草绿色马夹、手持《申报》的报童身影。报童学校还曾义卖《译报》春节增刊。在报童学校举办的联欢会上，报童每人至少串联校外一位新朋友参加，人数达千人以上，看热闹的不计其数。在陈鹤琴致开幕词后，表演开始了，由报校教师与报童创作，表演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报剧，真实再现了报童的生活：“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等快报！一面跑，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台下观众反响热烈，人们纷纷议论：“这些‘小瘪三’真有两下子！”此外，陈鹤琴还邀请戏剧界朋友为儿童保育会义务公演，募集经费。1939年，在纪念“八一三”两周年暨报贩班成立一周年的演出中，报童们表演了活报剧《活捉日本鬼》。
1939年7月，有汪伪政权背景的《中华日报》出版，报童们在教师的宣传教育下，坚持一致抵制，不卖汉奸报，不当亡国奴，受到人们的赞扬。
曾担任过难童小学校长的李瑞华回忆：不久，两所规模较大的难童小学成立了。陈老（按：指陈鹤琴）分配我担任第二难童小学的校长，我立即赶到办学地点，原来是在昌平路的一个自给收容所里。这个所，情况非常复杂，只有供难民居住的芦棚，伙食由难民自理；芦棚拥挤、肮脏、杂乱，根本没有当教室上课的地方。孩子们要出去捡破烂卖钱，拣菜皮裹腹，都不肯来上学。工作一时展不开。我向陈老师汇报后，他要我克服困难，他说：“难民所有那么多孩子，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办好学校。”
他分配了几十位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来这里工作，又亲自去找难民所的主管人员交涉，要他们腾出或另盖芦棚当教室，还为上学的儿童争取到了供给的口粮，让他们能安心学习。他老人家确实花了不少心血，学校终于开学了，十四个班级，六百多名学生，琅琅书声开始在芦棚丛中回响。全体教师身居芦棚，夏天像闷在蒸笼里，雨天在棚内撑着伞办公，然而谁也没有一句怨言。备好课，上好课，课后还到难民的芦棚中去“串门”，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陈老经常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校务会议，指导我们的工作。《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10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孤岛形势恶化后，报童学校被工部局以“赤色学校”为由勒令停办，大部分进步教师和学生转移到慈联会难民所，一部分则前往苏北参加新四军部队。陈鹤琴遂将报童学校改为儿童教养院，秉承儿童保育方针，继续收养流浪儿童。1939年4月，陈鹤琴与工部局儿童保障科合作，在儿童保育会下创立儿童保育院，专门收留、教养流浪儿童和孤儿，请朱泽甫负责。儿童保育院实行“工读并进，手脑并用”的方针，进行教育和技术训练。10月，聘李瑞华担任院长。
三 拉丁化新文字（1）
拉丁化新文字是1931年由在苏联的###党员吴玉章、林伯渠、萧三和苏联的汉学家根据瞿秋白拟订的草案研究制定的，起初的目的是为了侨居苏联的10万中国文盲工人，此举措在伯力（今海参崴）的华工中最早推行。1934年，从事世界语研究的学者焦风在世界语杂志《世界》的副刊《言语科学》上撰文介绍了中国语书法拉丁化方案。这个方案被介绍到国内后，受到各地青年和学生的广泛重视，也得到鲁迅、陶行知等文化界、教育界人士的热情支持，许多研习、推广新文字的团体纷纷成立，介绍新文字的书籍陆续出版，在社会上掀起了与救亡运动相结合的文字改革运动。自五四以来，为了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新教育的提倡者们利用“注音字母”（30年代改为注音符号）解决在推行国语（普通话）过程中所出现的汉字读音困难。关于汉文字的改革问题，自清末就有人提出过，许多教育家、文字学家都曾为此做过尝试，提出不同的方案，但都没能得到社会和民众的普遍认同，更未得到推广与实施。然而，这些尝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汉文字自身的改革与进步。早在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在欧洲考察教育期间，陈鹤琴就已经意识到汉字改革对于教育普及的重要性。他写道：英国儿童读英文，读到10岁可以看书看报纸，10岁以后是文学上的研究；中国儿童读书读到10岁恐怕还不能看报，至少要到12岁。总之，汉字比英文、法文都要难，汉字固然要保存，不过文字是一种工具，要使普通儿童和人民普遍受到教育，不要为文字所障碍，要想达到这一目的，第一，要简化，采用手头字、简体字；第二，名词简单化，如“明白”、“明了”、“了解”三个词词义相近，只要选择一个容易明白的就够了。我们要想普及教育非把文字简化不可。《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19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陈鹤琴在谈到文字改革进程时曾作阐述：本来一国文字的造成不是偶然的，有它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我国现行的楷书汉字有二千年历史。在我国闭关时代，一切社会生活简单，受教育的人大部可说是悠闲者，他们没有时间上的限制，穷年累月的在文字上用工夫，时间消耗得愈多，社会上对于这种人也愈看重。近年来，我国各种社会事业有长足的进步，大部分的人所需要的文字，不再是以前墨客骚人的文字，而是大众化的文字了。于是一般先觉的人就提倡文字上的革命，从事大众化的运动。因为汉字的难学难看难写，已为一般人所共认。近来有人设法把“汉字难”的难关打破，使它能得到大众化，因此注音符号、简体字、新文字等运动就应运而生了。这种运动惟一的目标，无非要想出一个法子来打破“汉字难”的关头，同时易于使教育普及，文盲扫除，使一般人不致因文字上的难关而阻塞知识的门径，更不使他们把一生的光阴大部分浪费在文字本身方面。因此这种运动一天扩大一天，而社会的需要也一天增加一天。《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17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在拉丁化新文字推广初期，新文字研究会的公开活动一直被政府当局的禁止，被视为赤色宣传工具，许多从事推广和宣传工作的青年遭到当局拘捕。该会举办所有的活动只能以地下传习的方式进行。直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该会作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团体之一恢复活动，在很短时间内，面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