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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界、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职业界，都要有党员去工作、去领导。在那种情况下，省委仍把难民工作作为重大的工作来抓，一开始就有30多名党员到难民收容所工作。还有一部分党员是从监狱里出来的‘###’，经省委审查也派到难民所工作，把难民工作开展起来。”②《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5页，###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93年4月。一些刚刚来到上海，或在上海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在当时公开身份是难民收容所和难民学校、报童学校任职的教师或工作人员。根据后来的资料，一些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如曹荻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等都在难民收容所工作过。在此种情形下，由陈鹤琴出面主持难民教育，使难民收容所和难民学校、难童学校得以在合法形式下开展工作，从客观上为###地下党组织巩固基础、扩大队伍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并且由于他的奔走，使###地下党组织在租界上层统一战线方面取得了成功。实际上，这时的慈联会已成为###地下党组织的重要工作阵地，地下党用“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两个法宝，“把难民工作开展起来，把难民所变成‘孤岛’的政治大学校，变成革命阵地，为开展各方面工作作出了贡献”②。
一 难民教育委员会（3）
1938年初的一天，公开身份为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组长、前上海《新闻夜报》战地记者的###地下党“难委”党团书记朱启銮，通过赵朴初介绍，前往拜访工部局华人教育处正、副处长陈鹤琴和陈选善，向他们请教有关难民教育问题，并且参加由他们在国际大厦主持召开的会议。在朱启銮的记忆里，陈鹤琴彬彬有礼、诚恳坦率、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乐于探讨问题，并无颐指气使、居高临下、令人望而生畏的态势。《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6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在难民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中，除陈鹤琴担任主任外，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担任副主任，赵朴初兼任总干事，委员有陈选善、赵朴初、姚惠泉、何清儒、韦悫（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陈望道、陆高谊（世界书局董事兼经理），干事为朱启銮、周新民（周克）、丁佩瑜、杨昌镛（杨海纹）、吴宝龄。为开展工作方便，陈鹤琴主动提出聘请5位干事为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义务巡视员。由于委员会系上海教育界权威人士组成，因而使难民教育工作得到租界当局和社会的认可，从而为###地下党在难民工作方面打开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当时陈鹤琴并不了解这5位干事的真实身份和肩负的任务，但这些年轻人刻苦耐劳、坚毅不拔、富有朝气的工作热情和发挥的骨干作用，使他深受感动。在他的周围，还有一大批有志青年和追随者，其中有经###地下党教委推荐的进步教师以及陶行知、陈鹤琴过去的学生和助手，包括张宗麟、朱泽甫、方与严、邢舜田等。赵朴初曾有过一段文字：那时候，上海地下党处于秘密状态，我做难民工作的四年里，没有一个人###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人传达党的意思，要我办什么事。我始终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只是猜想某某某可能是有关系的。《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28页，###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93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中有以下记载：党的难民工作重点是加强难民抗日救亡的政治教育。难委党团书记朱启銮以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长的身份，与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多次商讨难民教育工作，于1938年初成立了慈联会难民教育委员会，由陈鹤琴等7位上海教育界权威人士任委员，赵朴初兼任总干事，朱启銮、杨昌镛、周克、吴宝龄、丁佩瑜5名党员任干事。陈鹤琴任命这5名干事为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义务巡视员，全面负责和督促各难民收容所的教育工作。难民教育委员会的成立，表明难民教育得到了租界当局的认可和上海教育界的关心、支持。
在宣传教育的内容上，难教工作人员结合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上海的政治环境，难胞的悲惨遭遇，自己动手编写教材，结合识字学文化，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路线，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增强难胞抗战必胜的信心。此外，还进行了“谁养活谁”、“世界是工农造”、“人民是国家主人”等启蒙教育。在陈鹤琴的积极倡导下，各难民所的儿童识字班，都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统一使用难民教育委员会编写的教材，第一课就是《我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上海史》，第1037—10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那时，上海的社会环境十分复杂。作为工部局华人教育处负责人和著名教育家的陈鹤琴，将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对难民的救济和教育之中。尽管不清楚这些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但陈鹤琴从爱国救亡、救济和教育难民的需要出发，对他们予以高度信任，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大业发挥了特殊作用，也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几十年来，陈鹤琴的这些贡献一直都得到###的肯定和高度评价，称他为“爱国、进步的###人士”。即使在五六十年代国内各种政治运动中，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受到排斥和贬损，但其在抗战初期所作贡献一直得到肯定。
二 儿童保育会和报童学校（1）
1937年底，由陈鹤琴发起成立上海儿童保育会，旨在救济与教养因战事孤苦无靠的儿童。陈鹤琴担任该会理事长，沪上慈善福利界知名人士黄定慧女士担任副理事长，王国秀、孟太太（美籍、宗教职业者、儿童保育工作者）、李瑞华、吴志骞（私立上海女子大学校长）等为理事。这个组织规模不大，但目标和宗旨却很明确：“以最有效、经济和持久的方法救济和教养因战争而失去父母、家庭的儿童，以养成健全的公民。”陈鹤琴为儿童保育会题词：保育民族幼苗！
儿童保育会的工作之一是为难童办学。在许多难童学校中，报童学校很具特色，是抗战教育中的一个亮点。陈鹤琴、刘湛恩、刘王立明等以儿童保育会名义向赵朴初提议，将慈联会所属各收容所的卖报儿童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慈联会遂将所收容的报童集中在河南路天津路口的川康实业银行大楼内的一个收容所中，这里地点适中，交通方便，与大慈收容所和其他难童收容所较近。在陈鹤琴的首肯下，曾是陶行知、陈鹤琴学生与助手的###地下党党员朱泽甫被聘为校长。1938年儿童节，报童学校开班。此后，借各区中小学校的教室，儿童保育会陆续办起了10所报童学校和2所报贩（###）学校，共有学生五百余人、教师三十多位，其中不少是由###地下党教委推荐的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报童学校的办公处设在圆明园路169号基督教青年协会大楼二楼。1938年9月，已到达香港的陶行知在致张宗麟的函中特别提到：陈、赵、黄（按：即陈鹤琴、赵朴初、黄定慧）诸先生发起难民教育协会，对难民进行战时教育，成立儿童保育会，举办报童学校，培养难童人才幼苗，均为善举，甚合我意。行知立定志愿，回国后尽力保育难童工作，培养人才幼苗，为抗战积蓄力量，为建国培养专门人才，请你和泽甫弟代我向陈、赵、黄诸先生致意。《陶行知全集》，第十一卷，第65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据朱泽甫回忆，报童学校的建立是受了陶行知倡导建立卖报儿童工学团的启发。上海最早的卖报儿童工学团是由方明、陈顺尧（后改名陈挺夫）在陶行知的指导下，于1935年创办的。当时陶行知要方明、陈顺尧到静安寺一带找报童联系，找到申广圣等10多个报童，在极司菲尔路荣庆里一个报童家里成立了卖报儿童工学团，课本是陶行知所编的《老少通千字课》。与此同时，方明又在威海卫路创办了流浪儿童工学团以及亭子间工学团等。
报童学校按照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行小先生教学法，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小先生教学法以明确的实用意义在普及教育中广受好评，其主要原则与方法有三：即知即传，非班级常规，开门教人。在收容所里，报童们边卖报边学习，教学时间和卖报时间岔开来；教师以报纸为活教材，指导报童、报贩讨论报上的重要新闻和文章，使学生的政治觉悟有较快的提高。由于实行小先生教学法，通过这些在报童学校学习的报童，吸收更多的报童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