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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鲁迅。其中，最急迫的问题是革命问题。党国的建立是否意味着革命的终结？如果有必要重提“革命”，那么将赋予它怎样的一种涵义？对于“革命文学”的思考，鲁迅不能不再度回到“革命”本身。他认为，只有弄清楚革命的实际境遇，才能根据文学对革命的态度，作出合适的判断。
革命，这是一个“褒词”还是“贬词”？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大约这是只有学者一流才会提出的问题。在西方，对革命一词的一般看法，既包括法国大革命式的激进的变革，也包含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渐进方式。霍布斯鲍姆的名著《革命的时代》，即从“二元革命”的方向进行论述。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追溯革命的缘起，认为自18世纪以来，“革命”含有暴力的意义。但是，使用暴力又如何呢？当除去暴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不足以推翻现实中的罪恶的社会关系时，当统治阶级已经无法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服从公意，甚至公然蹂躏由它自身制定的法律而使暴力合法化时，人民有权实行暴力革命。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说：“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的行为，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或不幸。”否定革命存在的合理性，便否定了人民主权本身。革命是一种方式，一种手段，但首先是一种权利，任何人都无权从人民那里夺走这一权利。鲁迅是赞成革命的。他说：“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革命有种种。他就曾经有过“大革命”和“小革命”之分，“小革命”是指渐进的，改良的，“大革命”则是激进的，包括使用暴力在内。他并不反对小革命，当然也不反对大革命，只是反对伪革命和反革命。所谓反革命，就是对反动权势的依附，对现存的黑暗秩序的颠覆的颠覆。至于伪革命呢？他在稍后的一次同样关于文艺问题的讲演——其中很大的成分仍然是针对创造社的——中说到中国的革命，说：“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后，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朱元璋曾被尊为“民族的革命者”，其实大谬；现今的领袖又何尝是？这位从青年留学日本时起即倾心于革命的人，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一直到后来的国民革命，看来看去，他便觉得迄今为止中国的所有革命都不算数，一切都得从头来过。
他既否定了已经发生的革命，未来的革命如何呢？从革命文学者的本身，他看到，革命被演变成为一种“流氓”行为，其一是“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二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这样的“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自己没有坚定的信仰，又不容异己，“惟我是无产阶级”，那情形是可怕的。他说，倘使他们真像列宁一样掌握了政权，地位将要飞跃又飞跃；而像他自己一类的人物，则将被划到更反动的阶级里，那样至少也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这并非是鲁迅在驳难时使用的夸张的语言，无论是作为个人主义者，还是作为人道主义者，对于未来的革命，他都怀有一种根本性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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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为“革命文学”？
早在广州的时候，即有“革命文学”之说，还有过什么“革命文学社”之类。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到底如何？鲁迅曾在黄埔军校做过一回讲演，题目就叫《革命时代的文学》，分三个阶段考察：一、大革命之前，所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不是革命文学，倒是压迫者乐意看到的，因为等于喊冤；怒吼的文学，复仇的文学也不算革命文学。二、大革命时代没有革命文学，连文学也没有，因为文学总是需要余裕的。三、大革命成功之后，有两种文学：对新制度的讴歌和对旧制度的挽歌。但中国是没有的，因为中国的革命没有成功，不过是“奉旨革命”，整个社会没有改变。即使有歌颂革命的文学，也不能算作“革命文学”。可见鲁迅对“革命文学”这个名词，基本上是抱虚无的态度的。这固然与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有关，也与他的文学观念有关；他认为，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自然产物，不是任何宣言可改变的。清党以后，革命已从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转变为对于失败者的革命，那么，所谓的“革命文学”是什么东西呢？鲁迅作《革命文学》一文，指出：“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显然，这是御用的“革命文学家”的最痛快而安全的制作。当此革命遭到挫败时而忽然旺盛起来的创造社派的“革命文学”，虽然没有绕着指挥刀的刀尖旋转，但也同样采取激昂的、凶恶的、充满恐怖感的宣传姿态。这样的“革命文学”，鲁迅指出，“许多许多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装瓶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甚至指为含有砒霜的食物，同“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一样，对于真正的革命反倒是有害的。
在与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始终保持低调。他不赞成把革命从文学分开，凌驾于文学之上，而是把革命，所有观念性的东西统一到文学那里。文学必须首先成为艺术，具有文学性，然后才是其他。他认为，所谓的“革命文学”是反文学的，在文学问题上，显示了作为一个专门家的出色的专业眼光。这次论争，在许多问题上，如文学的性质，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意识，文学与生活等等，重新回到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主题，而有了新的开拓。其中，文学精神仍然是最重要的。通过论争，双方都把各自的观念系统化了，从而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大传统的对抗的开端。
从发生的意义上说，文学是作家心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并且以流露本身为满足。因此，一切对于文学的“服务”和“宣传”之类的要求，都是强制性的，违背文学自身的性质的。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的说法：“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文艺作品应当是一个美学的自足的世界，宣传只是通过审美而显现的一种客观效果；如果为了宣传，把外在于作家主体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东西塞进作品，必将从内部瓦解艺术。在稍后的一篇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鲁迅说：“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在这里，前提是艺术品，而且只能是艺术品。与此同时，他强调了艺术产生的本然性，也即作家的真诚。真诚是作品的生命。正如他曾在《怎么写》里说的：“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宣传把艺术品当工具，难免要破坏真诚，因为那不是固有的东西。鲁迅多次说过，他对“宣传品”一类的东西是心存疑虑的，说：“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是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样，就和雒诵教训文学的时候相同。”但也表示说，“发抒自己的意见，结果弄成带些宣传气味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