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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并不曾引起鲁迅的重视。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政制，比起传统的各种独裁制度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在鲁迅看来，两者完全有可能达致相同的效果；也就是说，形式在政治的实际操作中远非理论认识的那么重要。早在1907年，他写过一篇《文化偏至论》，说到近世文明时，把“国会立宪”概括为“众治”，而与传统的个人独裁相并论列，说是“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还例举了“立宪既久”的西班牙葡萄牙诸国，说明宪政民主形式的迁变不是根本的。鲁迅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他指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而不是物质主义和宪政主义。这里的“人”纯指个人，具有充实的“内部生活”和“个性尊严”的个人；“旨在立人”就是“尊个性而张精神”，重在国民个体素质的改造和培养，个人主义的发扬。在文中，他列举了一批“先觉善斗之士”，盛赞其“反社会民主之倾向”，力陈“众数”的不可靠。显然，他是主张以个人对抗集体，以精神对抗物质，以至物质化的一切形式，包括宪政主义在内的。如果缺乏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则很容易为打着各种民主旗号的政党和领袖所利用，或者自愿“与国民合其意志”，无条件服从国家专制。稍后崛起的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都是“###”的，与其说要害在于破坏了现代民主宪政形式，无宁说是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剥夺和牺牲了任何个人。事实上，希特勒及纳粹的上台，恰恰是循守了德国既定的宪法规范的。民元时期，中国也曾有过宪政民主运动，结果以宋教仁被刺告终。“共和”的果实先后落入巨奸的手里，从党章到国法，各种有关民主的规则条文，统统成了阴谋家左右其手的工具；“假改革公名”是常见之事，实际上“植党营私”而已。鲁迅是重“实质民主”而轻“形式民主”的，这与他自觉的奴隶身份以及自许的“思想界之战士”的使命有关；但是，对宪政形式的轻视或忽略，毕竟给他的政治思考留下一定的空洞地带。如果能够对政体形式问题有足够的警觉，或许能够在苏联评价态度上有更多的保留。当然，这并不妨碍鲁迅对实施“###”所形成的新式独裁专制的反抗；甚至可以认为，惟其不重形式而重实质，所以对国民党政权的抨击能表现得更准确，更深入，也更彻底。
鲁迅到了上海以后，正值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建立以致相对稳定的时期。鲁迅概括说：“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罗网，张遍了全中国。”这时，鲁迅反对“###”，开始逐渐从清党杀人转向“党国”杀人，转向对正统性和统一性的揭露上面；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对民间性、异端性、反叛性的辩护。他撰文直接评论官方的政策以及相关的政治行为，直至参与以争取自由人权为目标的民间团体，保持了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与实践的知识分子的某种一致性。由于鲁迅自觉地挑战党国的意识形态，这样，他不能不把主要的力量用于对付那些制定并实施文化政策的机构及其成员，对付全部的工作在于维护现存秩序的文化同行，所谓“知识阶级”，教授学者文人之流，即他所惯称的叭儿，宠犬，媚态的猫，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山羊。他的反抗，不能不带上文化斗争的性质。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过于严酷，他惟以一个原始造反者的勇气和现代启蒙战士的智慧，创制一种文体，一种便利于战斗的武器：杂文。这种文体的最大特点，还不是讽刺和反语的运用，不是叙述风格学的，而是知识社会学的，是鲁迅在最广阔的历史语境里，把官方加以严密限制的信息，事件和思想，通过知识的相关性，使之神兵一般地在最需要的时刻出现。杂文是由专制主义所造就的一种反专制文体，是文体学上的“壕堑战”和“散兵战”。
吉姆·麦克奎甘在论及批判知识分子的时候，相应地使用了一个“不满的文化”（Culture of dissatisfaction）的概念；并且指出，这种不满的文化以其不间断的对传统力量和现存秩序的反抗，而成为文化监督范围内进步变革的主要动力，因此，它是所有官方文化政策驱之不散的幽灵。鲁迅在“###”的独裁政体的压迫之下，以他的强韧持久而卓有成效的反抗，成为现代中国的“不满的文化”的一个永久性的象征。
1。困扰鲁迅的革命问题
这是一出关于人道主义者的戏剧：鲁迅愤慨于国民党的“屠伯们”以共产青年的血洗自己的手，然而刚到上海，几乎立即陷入了一批青年共产党人的围攻之中。
由创造社###成仿吾挂帅，纠集了刚从东京留学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诸人，创办了一份新刊物《文化批判》。除了创造社及老牌的《创造月刊》以外，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又成立了“太阳社”，出版了《太阳月刊》。两个社团互相之间有过磨擦，但是，提倡“革命文学”是一致的，攻击鲁迅也是一致的。
创造社成立之初，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颇不相同。现在，他们一反从前的姿态，强调的是文艺的宣传作用。被这批青年理论家标榜为五四以来惟一的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作家郭沫若，著文反对“个人主义”，宣称“宁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为大众人请命”，号召文艺青年“当一个留声机器”，否则，“那就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他们首次规定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反映着何种的意识”是首位的，“结构和技巧”是次要的。关于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的问题，大约因为这是阶级意识在创作中的表现，因此特别重视。钱杏邨认为，如果要暴露黑暗，必须同时创造光明；没有光明的创造，那么暴露就是“盲目的暴露”。在他看来，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切的行为是没有集体化的”，“不是革命的”，所以“眼光仅及于黑暗”。他写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宣告“阿Q时代”早已死去；接着又写了《死去了的鲁迅》，宣告矜持于暴露黑暗的鲁迅自己也走到了尽头。在发表的论文中，夹带了大量的谩骂和恐吓，甚至纠缠于年龄气量年纪以至于牙齿的颜色。郭沫若化名杜荃的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他把鲁迅描绘成极端仇视青年的“老头子”，“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最后，他这样“决定”鲁迅的“时代性和阶级性”：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鲁迅被迫应战。
由于对方使用的是新式的理论武器，要做到知己知彼，他不得不购读大量日文版的社会科学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结果他发现，马克思并不如他的学生一般的锻炼周纳，晦涩难解，作为一种明快的哲学，反而使他更清楚地观察到了这批青年理论家的症结所在，纠正了自己原来思想中的进化论的偏颇。他后来为《三闲集》作序时，声明说是“感谢创造社”，即是为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无疑丰富和深化了他的思想；在反驳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的“人性”论时，可以见到他对阶级论的熟练的掌握。但是，这位思想者不会让他的思想囿于某种主义和理论之中；例如在论及文学的阶级性时，他说明道：“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