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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当张居正和冯保称兄道弟的时候，朝堂之上的儒生们咬牙切齿，这些儒生简直想把张居正剥皮而后快。在他们看来，堂堂一内阁首辅与宦官为伍简直是丢尽了士大夫的脸。而在张居正看来，跟冯保合作是最明智之举。他从明朝历史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宦官之所以一直存在于大明朝就是因为他离皇帝近，皇帝不可能天天和大臣们在一起，但绝对有大部分时间是和太监在一起的。这些人的一言一行对皇帝来讲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简单来讲，皇帝们也要靠他们来为自己服务，他们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尤其是隆庆去世后，冯保的权力在如日中天之时还能亲近一个李太后。
他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非常之事必是非常之人才可做得。在驱逐高拱这件事上，他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确是个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到极致的人。只是因为一个目标，他肯把自己置身于文人们的口诛笔伐当中。
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一个人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对事变的形成添加一些意外的变化无常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使事物的行程变更方向。张居正的意志决定了他必可改变大明的行程方向，在万丈深渊前掉转，向着光明平坦的大道奔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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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之死（1）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于已躺了三个多月的床上。几年后，曾被张居正得罪过的清流文士王世贞以丰富得可以创作小说的联想力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臆测道：张首辅之死，实死于春药过度。
由他的这种臆测，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不相信鬼神的。不然，他不敢这样胡说。从当时明朝的风气来看，明人常常将房中术摆在枕边，为的是益寿延年，更为了纵欲而不伤身。王世贞肯定也是此类畅销书的忠实读者，推己及人，便认定张居正之死实死于纵欲过度。晚明士人风行房中术，张居正不可能免俗，但王世贞说他“妻妾太多而无法满足她们，则每天以春药坚持”实在让人信不过。
万历十年（1582年）春节刚过，张居正就病倒了，病因很简单：痔疮。用中医的话来讲，痔疮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劳累过度，“久坐则血脉不行，久行则气血纵横，经络交错。久坐久行，劳累过度，使肠胃受伤，以致浊气淤血，流注肛门而生痔疾”。另外，情志因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喜怒起，气血侵入大肠，结积成块，易生便血。”
多年的文牍生涯和改革中种种不顺心的事而让常常火气十足的他得了很严重的痔疮。自担起改革大业以来，日作夜思，食不甘、寝不寐。他所忧虑的又岂止是改革大业？还有那些时刻想反对他的士大夫！其时，已经是老毛病了。所谓“十人九痔”，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痔疮虽不是小病，但绝不是致人性命的大病。
“积习沉痼已久，非痛惩不能挽也。”这是他在改革中所持的思想，不幸的是，他把这种思想也带进了痔疮治疗上来。在床上痛苦了三个月后，万历十年的三月，他命令医生将自己的痔疮割除。就如他的改革一样，从根上祛除，连根拔起。
他把割除痔疮也当成了一项改革，但这项改革却立刻失败了。从手术后，他就永远地待在了床上，一直到死。他曾上疏万历帝说：“我的痔疮虽然根除了，但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吃不下喝不下，四肢无力，寸步难移……”
由此看来，病的大小或多或少地要因人而异。张居正性格中的果决、务实和意识中的“斩草除根”，让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中医为其做西医的外科手术。
除了性格因素让他这样做之外，当时的形势也要求他不得不这样做。经过十年的改革，大明王朝俨然生机勃勃。而在王朝茂盛的背影下，张居正自身的未来已堪忧。
在他被痔疮烦恼、痛苦的时候，一直支持他的李太后已要“隐退”，好兄弟大太监冯保被众官弹劾而身危，权力铁三角已然欲崩溃！而且，昔日操控于掌上的小万历已成长为大人，反对派们更是蠢蠢欲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他绝不能让自己因为一个痔疮而整日躺在床上。自己掌握的十年大权看似牢固不可破，但如果不亲自行使，这权力不过就是万历皇帝给自己扎的一只纸老虎而已。
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死后不久，就遭到了万历对他的清算。他死了，永远也不知道身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似乎永远也不知道自己除了给大明朝留下了几十年的寿命外，还留下了一个万历皇帝。如果他泉下有知，他绝不会对万历念错的一个字而大声呵斥；如果他泉下有知，他绝不会对万历管束甚严，以至于把万历管教成了一个后来龟缩在皇宫里的瘪三。
早在张居正当国时，万历就对这位张先生与冯保对自己的严加管教而愤愤不平。但他绝不敢跟张居正发脾气，他的目标是张居正最好的朋友冯保。
后来首辅申时行的长子跟别人谈到一件事，从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后来冯保与张居正的下场之惨不足为奇了。有一天，万历讲读完毕，兴致大发，书写大字赏赐辅臣以及九卿等。冯保在一旁伺候。突然，万历以笔饱蘸墨水猛地向冯保的大红衣衫掷去。冯保根本就想不到会有此等事发生，先是一怒，接着就惊愕万分，在一旁的张居正也脸色大变。而万历却若无其事地书写完毕，起身回乾清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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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之死（2）
阳世似乎跟张居正开了一个玩笑，他苦心“经营”的一个小皇帝到后来却成了天下无二的懒虫。他精心编撰的《帝鉴图说》成了一堆废纸。他不惜得罪天下人而缔造的改革基业灰飞烟灭。他在三朝的忧患意识换来的却是死后差点被挖尸。
万历八年（1580年），当他丈量完毕全国土地数量时，数目之大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万历十年（1582年），当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是否能相信万历对他的尸体所做的一切？！
学者黄仁宇曾感叹说“世间已无张居正”。倘若这是一副对联的上联，那么下联应该就是“大明从此逝人间”。当我们看到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对这副对联感慨万千，并加以肯定。张居正的死并不仅仅是他躯体的消失和改革业绩的被彻底否定，他的死导致了一个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给大明帝国留下了一个精神吸毒犯——万历皇帝。
万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1）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万历皇帝在深宫里接到了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折，奏折中大肆批评他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检讨并加以改正。一个小小的左评事居然对皇帝私生活大加干涉，万历大发雷霆，叫来当时的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发誓一定要严惩此人。
申时行却摇头道：“如果陛下定要处置雒于仁，就必须将他的上疏公布于众，这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臣民们会信以为真的。”
万历仍旧气愤不过，他指着雒于仁的上疏为自己辩解道：“他说朕好酒，请问谁人不饮酒？还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这是怎么说？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他说朕爱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我爱与不爱又有什么区别？他说我经常生气打人，请问，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在申时行面前辩解了一通后，他又安静下来，虽然不能严厉惩治雒于仁，但就这样放过这个干涉自己私生活的人，于心不甘。虽然，自己深处深宫，不理朝政，可自己还是皇帝。皇帝的权威，包括私生活是神圣不可干涉的。就这样，雒于仁还是被革职为民。
雒于仁的上疏虽然直指万历私生活的弊端，但归根结底，无论是当时在场的申时行还是万历，大概都明白，雒于仁其实是想告诉万历皇帝，您老怠政已好多年了。
万历怠政之表现主要有不上朝、不按照规定接见大学士、不面见大臣商讨国事、不亲行时享太庙、不搞经筵日讲、不及时处理大臣的奏疏等。这就是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断头政治的具体特点，万历是他祖宗嘉靖、隆庆的不理朝政的集大成者，是这位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神宗把断头政治推到巅峰，直接导致大明的跌落谷底。
但万历与他两个祖宗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