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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不同的派别，一个是英国派，这一派以福泽谕吉、森有礼、中村正直为代表，他们主张在日本推行英国的功利主义；另一个是德奥派，以西村茂树、加藤弘之、伊藤博文为代表，主张日本像德国、奥地利那样实行国权主义；而以板垣退助、植木枝盛、中江兆民为代表法国派，则希望日本能发扬法国式的自由主义；德富苏峰、内村鉴三、木下尚江、幸德秋水、片山潜被称作“美国派”，强调美国的基督教博爱主义；此外还有以三宅雪岭、陆羯南为首的国粹主义、国家主义，竭力捍卫西学冲击下的日本传统文化。
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观点不同，但目的无非都是为了实现日本的国富民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深入政治体制内部，成为政府要员，并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实现着强国理想。
但同时，他们对国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顽固的旧势力又表现出妥协软弱的一面，这集中体现在一些团体派系的论争上，这些论证多聚焦在“制度和精神”层面。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德育论争”和“明治民法论争”，“明治民法争论”围绕着封建家族制度进行，论战的结果是废除一些落后于时代的典型封建产物，如一夫多妻制，并且给予妇女离婚的权利，逐渐向现代化的社会制度靠拢。虽然在这些论战中知识分子讨论得异常激烈，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一些论战双方妥协的结果。
幸运的是，不管这些知识分子的主张是激进还是保守，都能得到为数不少的支持者。“欧化”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将国家在世界中的未来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日本的富国强民，日本人也开始自信满满地宣称日本是和欧美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度，只是跨入强国行列没多久，日本就走上了“不文明”的对外侵略道路，正如它曾经积极学习的西方国家一样，在侵略他国方面，也亦称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日本人认为，每个人到世上都是为了完成某种使命，出生在忧患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很少将时间浪费在生不逢时的感慨中，国家的危难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日本争取平等，终于在1911年成功地修改了不平等条约，这也意味着通过“欧化”的手段实现国家的富强在日本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日本知识分子在“挺欧化”和“反欧化”的交锋中完善自己的理论，并为它的实现做出最大的努力，无论他们的理念是否实现，成功摆脱了被侵略、被瓜分命运的日本是对他们最大的慰藉。
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1）
在19世纪末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尤其迅速，1875年中国和日本还经受着同样的灾难，《文明论概略》中也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同样身处半开化状态，但到了1885年，中国依旧疲弊，日本却已然强大，《脱亚论》中的日本是“移向西洋文明”的国家，而中国、朝鲜还在原地踏步，仍旧停留在半开化的水平。
日本和中国都经历过漫长的闭关岁月，尤其在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的遭遇也格外相似，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在大举进攻中国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日本的威胁，中国的清政府和日本的幕府也都有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经历。
侵略亚洲的西方国家，尽管在历史上也有过不少激烈的矛盾纷争，但在瓜分亚洲一事上却表现出出奇的团结，互以伙伴相称，但这种团结对亚洲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狼在吃羊时从不会询问羊的感受，在这些向来信奉自由平等的列强眼中，脆弱的亚洲国家没有主权可言，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肆意制定不平等的规则，劫掠亚洲财富。所谓的国际正义，在这样一个残酷时代，只存在于弱者的呐喊中。
日本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民族之一。有着丰富战乱史，为武家所治的日本人崇拜强者，鄙视弱者。二战后进驻日本的美国士兵惊讶地发现，日本的老老小小竟夹道欢迎他们的到来。此时的日本没有为西方人的入侵哀叹太久，他们意识到和强者的差距，意识到亚洲的疲弱，他们开始向西方靠拢，试图从衰落的境遇中挣脱出来。
学习他国长处是日本人的传统，西方国家的大举入侵让日本人对明治天皇的维新大力支持，正如1000多年前的大化革新那样，全盘西化后制度的优越让日本成功地从伤痕累累的亚洲脱颖而出。“失之于欧美，补之于亚洲”是当时日本国内较为盛行的一种声音，既然挥舞着枪炮的西方人是强者，而亚洲各国如此脆弱，与其和亚洲他国绑在一起任人欺负，不如加入西方侵略者的队伍中去。日本的资源本不丰富，日本的领土十分狭小，侵略正是壮大日本的好方法。于是，日本像西方列强一样，大摇大摆地对周边国家发动侵略，先后和朝鲜、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日朝修好条规》、《马关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等。
福泽谕吉是对近代日本意义重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头像甚至被印在了日本最大面额的万元钞票上。早年曾游历欧美各国的他对西方人的侵略理论颇有心得，极力主张日本走“脱亚入欧”的道路，并于1885年专门写了《脱亚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这让原本就尚武好战的日本大受鼓舞。
福泽谕吉认为，此时的日本已和几十年前那个被欺凌蹂躏的日本挥别，其国民的精神已经从亚洲的固陋中摆脱出来。日本跨入了西洋文明之中，而日本的邻国中国、朝鲜在多方欺压下又绝不会强大起来，在这个交通如此便利的时代，这两个一直对日本意义重大的国家虽然也耳闻目睹文明事物，却依然无动于衷，“其迷恋古风旧俗与千百年无异，面临文明日新的活舞台，傲然无自省之观念”。
当时的中国和朝鲜于内是一个时代的行将灭亡，于外被强国瓜分的命运业已注定。在近代亚洲率先强大起来的日本，感觉自己正处在十分尴尬的位置上，生怕有和中国、朝鲜类似的命运，被西方国家纳入侵略的计划中来。为了不让别人欺负自己，日本必须尽快脱离亚洲，“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脱亚论》道出了日本人的忧虑，也暗合了日本人的心意，明治维新的成果来之不易，日本强大了，然而和野心勃勃的西方联军相比，又显然强大得不够。一向为日本人尊崇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的种种惨况让日本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对西方人的恐惧和对亚洲邻国的鄙视交融在一起，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认同福泽谕吉的观点，主张“脱亚入欧”的声音日益高涨。
信奉武士道的日本人本来就推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并把这种风格当成可贵的个人品质，福泽谕吉恰恰出生在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的爱国论不可避免地渲染上武士道的色彩。但这种没有道义作根基的爱国心，却为后来的世界，也为日本自己埋下了祸根。在福泽谕吉眼里，所谓爱国本身就是一种自私之心。他认为日本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如海难中率先登上救生艇的人，可以将其他企图爬上救生艇的人推落水中而不受法律惩罚一样，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不顾世俗道义也无可非议。
没有人能怀疑福泽谕吉的拳拳爱国心，1834年出生的他，对日本被列强欺凌惨况沉痛万分。他愤怒于列强的蛮横，认为日本虽然弱小，但也拥有着和西方列强一样的国家权益，他还在《文明论概略》中大力号召日本人保卫国体，伸张国权。
爱国之情越强烈，保卫国体之心便越坚定，伸张国权的力量也就越大。他认为爱国的方法有很多，且越多越好，不必为道德正义拘泥。人间世事变幻莫测，历史大变革中的人间世事更是如此，福泽谕吉曾感慨道：“昨天恼火之事，今天就变成可喜之事，去年欣喜之事，今年便成为忧虑之事，得意的变作担心，乐园变作苦境，仇人可以成为朋友，外人也可以成为兄弟，为了相同的目标，同甘共苦。”维新后的日本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它今日的强大不能保证日后不受欺辱，若因国家利益所需，变昨日的敌人为今天的友人也未尝不可。
日本向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