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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人中有两个人没有上缴蚊子，或者说没有蚊子可上缴。他们是昨天晚上新来的两个，比我都是晚来的。
胸部纹着猛虎的年轻人向瘦高个汇报情况：“报告沈老师，全舍三十七人，两个人没有上缴蚊子。”听完报告，我差点蹦出笑声，我觉得看守所很像一所学校。尤其“沈老师”的称谓，是看守所课堂化的重要依据。
两个没有上缴蚊子的人站到了队伍的前列，跟大家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头发还保留着，而我的茂密的头发也还保留着。
我感觉他们的命运本来也就是我的命运。
沈老师（往下，我同大家一样，尊称我们的领导为沈老师）往前走了一步：“除四害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这个蚊子，一会儿吸你身上的血，一会儿吸别人身上的血；一会飞到这个监舍，一会又转到另外一个监舍。我们不自由，但蚊子是自由的，谁能保证看守所上千号人中没有传染病、艾滋病呢？所以，每人每天消灭一个蚊子是必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任务是对别人的不负责任。”
沈老师说到“艾滋病”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阵营里有了一点轻微的骚动，像一阵风在湖面上吹起了涟漪。虽然是细细的波纹，但我毕竟感觉到艾滋病的危害力好像大家没有不清楚的。
这里似乎应该感谢艾滋病防护宣传大使们的不遗余力，只有这样的疾病在监舍里也是人皆共知的。
接下来，猛虎（以下简称纹身的年轻人为猛虎）跨前一步道：“根据规定，没有上缴蚊子的任何人，要接受处罚，现在宣布，给他们两人每人十个耳光。”他讲完后用很刚毅的手势指着面前的两个人。
猛虎脱下脚上的拖鞋，对准其中一个，左右开弓扇起耳光来，那人来不及辩解，只听他们说我不知道要抓蚊子的，余后的话就淹没在噼啪噼啪的巴掌声中了。
这时，我才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不穿鞋子的，至少猛虎和沈老师都是有拖鞋的。而且他们的拖鞋不仅仅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是最合适的武器。这样的武器不容易联想，却容易隐藏。
另一位也不能幸免，在噼啪噼啪声中，我感觉两三下是实的，其余是虚的。被打的两位没有出现鼻青脸肿之类的形状，也没有哼哼唧唧，我感觉今天的行为和做派是杀鸡骇猴，给大家看的。
幸好今天的我，手里有只安徽老人送的蚊子，我不知道如果我没有，是否一定愿意接受今天的羞辱呢？用海绵拖鞋的鞋底打耳光，不管它的重力如何，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应该是不容怀疑的，但是，你能向谁呼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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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宏大叙事
九点多的时候，门口传来呼喊声：“朱长风，接受传讯。”大家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只有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存在着的，不管他们之前对于我是否了解，命运的相似性和兔死狐悲的情感使大家默默地为我让开一条路，我感觉这一刻也是处在被关切和安慰的行列的。
我穿上一件黄马甲，那是区别是否出监舍的标志。
传讯室在一间比较阴暗的房子，有点像地下室。陈设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仅有一张长条桌子，和一张围栏式的特制的椅子。
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椅子的正面有个栅栏，我就差不多在笼子里了。
长条桌的后方已经坐了两个人，一个是很年轻纤细的警员，其实也有中等个头吧，或许我在监舍里看到的狱友都太彪悍威猛了，警察给我的感觉反而有点羸弱和飘忽。
当我的目光接触到旁边的那位警员的时候，我的头就“翁”的涨了起来，因为那个警员就是那个送我来看守所的中年男子，之前的笔录和取证都是他一手操作的。
更为严重的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我还当着很多警察的面骂他：“以个人意志代替法律意志！”当时的我觉得特别慷慨激昂，有点像五四远动的**广场上，发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的演说。
难得的是，这位看来很硬性的警察竟然没有发作，其余的七八个警察也都保持沉默。然而就在一个晚上之后，材料袋里凭空多了一份法医鉴定。
就沈老师的话来说，已经铁证如山，插翅难飞了。
那位纤细的警员在我的诧异中开始问话。
姓名、年龄、学历、家庭住址等等……
“你殴打了苏某某，你认为是事实吗？”讯问开始切入正题。
“我没有殴打，是对方先动手。”我鼓足勇气。
“对方打你，你就可以打了吗？”追问。
“对方打我，我也没有打。我只是出于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再说不是有正当防卫吗？”我觉得不能改弦。
“防卫过当也有罪，你知道吗？”纤细的警员保持着高昂的气势。
“应该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吧，我根本就是下意识的自我保护下的抵挡行为，根本没有主动击打对方。”我连续用了两个“根本”。
“那你看这个吧！”纤细的警员终于抛出了最有力的证据。
他亲自把法医鉴定拿给我看。
我循着他的手指看到了法医鉴定的打印文本，上面的内容是：苏某某因遭殴打，接下来是三四行我看不懂的医学术语，包括化学分子式，最后是导致脊椎骨骼空隙拉长，x级病变，医学鉴定为轻伤字样。
……
他在估计我看完的时候，补充说：“是轻伤。”
我没有做声，只是感觉他在诱导我承认确实已犯下的罪行，意谓轻伤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伤害行为。
又似乎在说：“何必这么固执呢？”
“事情发生以后，苏某某去医院看了医生，医生说没病，法医鉴定怎么有病了呢？”我觉得正常的辩驳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而且当时她要去铁道医院，是她自己的主意，在检查没有病的情况下，她在医生办公室滞留半小时，要求医生给她写成有病。在她的软磨硬泡下，医生还是没有写下任何病情。这有我部的副经理余春香和员工李志煌可以证明，他们当时陪同去了医院的。”我依然保持宏大叙事的慷慨和娓娓道来的条理性。
……
将近一小时的讯问差不多要结束了，纤细的警员把笔录拿给我看，所问依然，所答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参差。
我逐字逐句看完了笔录后，我坚定的说“我不会签字的。”
“难道有什么不妥吗？”
“为什么没有写上苏某某先动手和我是出于正当防卫这些内容呢？为什么没有写上苏某某强制医生写病情的内容呢？为什么在证据里从来没有提及苏某某殴打我的凶器——那个卷好的塑料窗呢？”
“那你说哪里需要改？”
“不用了，本身就是错误的，怎么改的好？”
纤细的警员是面带失望的，而且失望越来越深。兴许，他在为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而悲哀。
旁边的中年警察竟然没有说一句话，他好像只是旁观者。我感觉他是静悄悄的来，又静悄悄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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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黑色药丸
早饭后，我听到有人在门口吆喝：“谁要看病，快过来哦！”
我压根没有想到还能看病。
我的反应还算及时，到门口的时候，有四五个病怏怏的兄弟在接受医生的询问。
隔着铁棂，医生问我：“是什么问题？”
“被打了。”我答。
“头部，头顶那块。”我用手指引了一下。
“用什么打的？”医生又问。
“一筒卷好的塑料窗帘。”我如实回答。
“打了多久了？”医生接着问。
“三天了。”我又如实答。
“什么症状？”医生又接着问。
“用手接触被打的部位有疼痛感，就是撸一下头发也有疼痛感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头晕。”我对症状的感受很深刻，又比较全面地回答。
医生稍作思考，把几颗黑色圆球递到我手上，还没说怎么吃，下一病号已经迫不及待跟医生搭上了话。
回到原位，仔细打量起几颗黑色圆球：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