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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纪实（2）
这样的合作当然不会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一种双赢的结合。我们同意协办“《财富》上海论坛”，自有我们的打算。这次论坛是以《财富》为主办方，中方协办，这样时代华纳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媒体和影响力、关系网把客人请进来，办了我们难以办到的事；同时他们对西方人士又比较了解，确定论坛的议题、发言人和开会的方式，更适合他们的口味；他们既在中国举办活动，就不会像平时那样只作消极报道，即使受到西方舆论的压力，他们也会利用自己的影响斡旋，别人还是会买账的，对消极影响会有一定的牵制。我们可以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扩大我们在全球的影响，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与美、日、欧等的经济联系，促进中国企业与国际大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利于中国信息传播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让美国和世界增加对中国的了解。总之，这是利用美国的主流媒体进一步向世界介绍中国，有利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机会。举办论坛是双赢的局面。
为了办好这一论坛，1998年11月12日，就协办论坛和“新闻旅行”的有关问题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和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提出请###出席论坛的开幕式，并发表演讲；请###总理在北京会见与会的代表，并请境外论坛代表出席国庆50周年的庆祝活动；组成一个领导小组，请钱其琛副总理牵头。如实说，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活动竟然如此的兴师动众，惊动了中央的最高领导集体。常委们一致同意请示报告的内容。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总书记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不时地站起来发表自己的见解，他把这一活动与建国50周年、“五四”运动80周年和平息“###”风波10周年的活动联系起来，与宣传中国联系起来，从政治的高度提出问题。他强调，对于这一活动，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不要只着眼于一些经济项目；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只看眼前，要从长远考虑，来日方长，要研究如何吸引外国企业今后更多地来华投资；要通过一些大的经济活动，把国外有人想借“###”之机搞的政治活动压下去；要通过世界大企业来华接触的机会，宣传我们自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和机会，借助时代华纳手中的CNN的摄像机和杂志，把我们庆祝建国50周年的盛况和50年的变化报道出去，而且他们这次是会从正面宣传的。###总书记欣然同意届时出席论坛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常委会同意以###总理的名义邀请境外企业家和新闻旅行者来北京参加国庆50周年的庆祝活动，###总理在北京会见他们；并决定成立了以钱其琛为组长、###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确定了“热烈欢迎、积极协助、充分利用、扩大影响”的方针。为此，###主席在1998年11月18日为“《财富》上海论坛”题词：“预祝1999年财富论坛年会在上海举行圆满成功。”中央政治局还把开好这次论坛列入了1999年的工作要点，这足以说明了中央对开好这一论坛的重视程度，这也是这次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与“《财富》上海论坛”同时进行的，是时代华纳董事会自行组织的“新闻旅行”。他们通过到中国一些地方的实地考察，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财富》上海论坛”为中心，包括“新闻旅行”和出席我国庆50周年庆典等三项活动。
筹办过程：不同文化的碰撞与磨合
筹备“《财富》上海论坛”是一个新的课题，筹备工作是大量的、繁杂的，也是艰难的。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从政治到经济，从主题到选题，从活动到新闻报道，从整体设计到具体细节，甚至具体到领导人演讲的灯光、会见的座次、宴会的桌次和音乐、中国每一个与会人员的准入和会场的布置等，几乎处处与美方碰撞，处处需要磨合。国务院新闻办国际新闻局等许多人投入了这项工作。国家有关部委和上海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钱其琛副总理不断听取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8月下旬还到上海作实地检查。就涉外而言，整个筹备过程是了解美国、了解外部世界的过程。 。 想看书来
“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纪实（3）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次论坛不同于在我国召开的一般性的国际会议。这是一次世界企业界巨头的高级聚会，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世界的企业巨子，他们有很强大的经济实力，又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各有打算；它是一次经济研讨会，但又不完全局限在经济范畴之内，经济与政治从来就是不可分的，当时又正值科索沃战争、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美国掀起的反华浪潮，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也就更增加了其中政治的含量。这种不利的状况，一直受到美国媒体的非议，直到论坛举办的前几天才有转机，1999年9月11日###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奥克兰会晤后，双方宣布恢复WTO谈判；9月下旬中央召开了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正值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引起世界媒体的关注。这一切，为论坛召开营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和舆论氛围。
另外，这是由美国时代华纳在我国主办的论坛，论坛议程主要应由他们来安排，我们只是协办，也就是为开好这一论坛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这次论坛既不同于《财富》以往举办的4次论坛，又不同于在我国举办的其他国际性的会议，不仅是在中国召开，而且讨论的核心议题是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并确定出席和参加论坛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企业界人士（包括港澳台），他们要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和大小研讨会上发言。实际上，我国既是协办者、参与者，又是这次论坛研讨的对象，各国参与者都可以在这个讲坛上对中国“品头论足”，媒体都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报道、发表议论，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对应措施，因此大大增加了我们“协办”准备工作的难度，同时我们必须及时了解论坛的进程和动向，加重了我们的责任。
第三，由于双方长期彼此沟通了解不够，理解的不同，要求的不一样，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而我们又缺乏协办这种大规模论坛、与外界打交道的经验，许多事情谈不拢。在协商过程中，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发生摩擦和碰撞，每一件事都要经过多次磨合，中间不乏彼此误解，也有时把一些具体问题作为原则问题互不相让，后来彼此才逐步增加了理解。我们深有感触，这实际上是一次东、西方思想观念和文化的碰撞。例如，美国人的谈判方式是从微观、从具体问题入手，他们认为一项一项地落实了，也就是总体上落实了；而我们是从宏观、整体着眼，希望先有一个整体的计划和方案，然后再具体落实，避免走弯路。在双方会谈中，他们总拿不出一套整体方案，与我们的方案不对口，致使许多项目难以动手；他们提出的事又总是变来变去，朝令夕改，按照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说话不算数”，而我们一旦说了的事就要去做，又不会轻易更改。这种思维方式和变数的不断碰撞，甚至对对方的诚意产生误解，经过反复沟通才弄明白。我们深深感到，美国人与中国人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有着不同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式，彼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