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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严格控制的一面，还有着意加强的一面。除了连续报道各地群众对《决定》的反应以外，在文艺节目中反复播放《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这几首歌曲在1971年林彪叛逃后，在后来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都曾经反复广播过，那时毛主席、周总理在许多场合带头唱，周总理多次提倡、指挥群众唱过这几首歌。
不难看出，这时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非常强，必须严格执行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却十分困难。耿飚回忆在广播局这段工作时说：“这些事下边和外边都不知道，电台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在那里呆了8天，8天可真是战斗生活，连晚上睡觉，衣服也没有脱过。”
为了更好地掌握新闻舆论，10月15日中央成立了“宣传口”，把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统管起来。耿飚从广播局调到“宣传口”，张香山接替了他在广播局的工作。
不管宣传上如何注意策略，由于中央的内部通知和宣传上的引导，人们已在广泛传播“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一旦证实了这一消息，群众中便爆发出遏制不住的激情。积之日久，其发必速！17日，上海200万产业大军首先走上街头游行庆祝，18日由中央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接着上海700多万人、天津200多万人走上街头，规模越来越大，情绪日益高涨，大家欣喜若狂！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人稳不住了！北京人憋不住了！有的单位、机关自发地在院子里游行庆祝。此时，中央决定放开，让大家走出来。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欢呼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至此，粉碎“四人帮”16天之后，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才完全放开，中央电台组织记者四处采访，集中地连续地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
中央决定，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大会实况。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7）
转播实况 千虑“一失”
决定开庆祝大会是紧急的，决定转播也是紧急的。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由时政记者陈寰、刘振英和播音员方明、王琪组成的转播小组，由我负责，立即投入准备工作。
中央电台的转播室设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西南角处，从1949年开国大典的转播到后来的多次转播，转播室都在这里。所谓“室”，过去只摆放几个话筒，没遮没拦，现在由一人多高的有机玻璃将三面围住，朝后的一面和朝上的一面都是敞开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把来自四周的声音播出去。
准备工作的量并不大，像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的转播，转播稿不会长，主要是准备好和处理好开头、结尾的部分，更多的精力用于与台内多方的联系、协调，以确保安全播音。为此必须做过细的工作，丝毫疏忽不得。当夜深人静时，我们登上天安门一遍又一遍地试话筒、试线路，一切都做到最佳状态。
整个转播，最紧张的是大会正式开始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中走出来到宣布大会开始，这段时间很短，但要做的事却不少，掌握不好最容易出大错。例如，要抢时间把领导人的名单报出去。而核定出席领导人的名单、确定其先后次序是最难的，而又处在领导层的大变动中，弄不准就可能出政治事故。名单确定后，是播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小名单”），还是播出所有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大名单”）？一看时间长短，二看领导人到达的早晚，三看领导人的名单有多少。名单报早了，有的领导人还没有到；名单报晚了，容易与宣布“大会开始”相重叠。为争取主动，一般只报小名单，会后在结束转播前再从容报大名单。说起来轻松，要临场处理好须格外用心。
这里，我想追溯一下毛泽东主席当年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庆典、###时转播的准备情况。转播之前，须做模拟测试。那时，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先到大殿休息、接见中外来宾。庆典开始前，由大殿走出来，走到城楼中央的栏杆边，这时候，广场上军乐队奏起《东方红》，然后宣布活动开始。大家知道，从大殿走到栏杆只有几步路，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事先有人模拟毛主席走路的速度，测出走这段路的准确时间，由此算出最多能播多少字。因为播音“室”离城楼中央较远，殿内的活动看不到，主席出来时周围拥满了人，看不真切又不敢贸然播出。每遇到这种情况，事前总要商定两种办法：（1）时政记者在现场，当主席起身向外走时，记者举手为号，便开始播出：“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2）如遇到特殊情况，或记者恰巧不在现场，便以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为号，开始播出（这些做法都是不得已的办法，当时没有现代化通讯设备，现在好办多了）。这时候，只能选择最准确、最简炼的语言。时间，太宝贵了！
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天安门转播的情况和知识，说远了些，但与下文有密切的联系。华国锋同志新担任了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庆祝大会时应该如何转播？是按照毛主席的活动那样转播，还是应该有所变化？他从大殿走到栏杆会用多少时间？他出现时奏什么乐曲？这些都是新问题，心中无数，也无先例可借鉴，只能设想多种方案、几种准备。后来决定当他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奏《歌唱祖国》的乐曲，听到乐曲便可以播出，我们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10月24日下午3点钟开庆祝大会，上午9点多我们就到了天安门城楼，反复试播、检查，自认为想得再周到不过了。从下午2点50分开始转播，到3点大会开始后，转播都是顺利的，但是没有料到，在大会结束时，转播出了问题。
我们原来设想，等大会宣布结束，播音员开始播出结束语，转播即告结束。这种设想基于这种考虑：华国锋同志初任主席，在大会结束后，可能不会像毛主席那时再走向东、西两边向群众挥手致意，转播拖的时间长了不紧凑，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些杂音或不该出的电视镜头；大会已经结束了，停止转播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当宣布大会结束以后，华国锋主席停顿了一会儿，我们便播出了转播的结束语。没有料到，正在这时，他开始向东、然后又向西走去，频频向群众招手。中央电台转播关机了，没有把这个场面播出去。北京电视台的转播是用中央电台播音员的播音，自己配画面，事先曾经约定好一起结束，可他们看到这种景况后，灵机一动没有关机，继续转下去，却只有画面没有了播音员的声音。事后，这一“提前”结束转播就成了严重问题而受到审查。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一直处在高度兴奋之中，中央电台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作了充分的报道。
1976年10月8日，中央做出了建立毛主席纪会堂的决定，11月24日举行奠基仪式，1977年的8月29日建成。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1977年9月9日，在纪会堂的北门外广场举行了落成典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庆典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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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1）
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来广播局的？什么时间、是谁要去了中央电台直播室的钥匙？几位亲历者的记忆却不同，成了历史的疑点。
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一紧要历史关头，耿飚和邱巍高奉命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了多年被“四人帮”把持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及其所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