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复了正常的审稿播出制度。
作为多年的老广播和分管中央电台宣传的副台长，我深知在这紧要关头，自己所采取的态度和电台的安全播音是多么重要，庆幸中央电台没有发生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没有想到的另一方面却出了问题。在这之前，中央电台曾经给外地三个省和直辖市电台复制了歌曲《按既定方针办》。邓岗布置，通知他们停播，不讲原因。我们只查到有山西台和上海台，另一个记不清了，6日晚当即通知他们停播。从事后反馈的情况得知，山西台立即执行了，并感谢中央电台给他们把了关。而上海台接到通知后，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危险情况。
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正苦于摸不到北京的政治气候，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7日，上海广播局的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中央电台通知停播这首歌曲的情况，使他们从中嗅出了味道，顿时紧张起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暴跳如雷，要采取“紧急措施”。当后来粉碎“四人帮”的局势明朗以后，这一“通知”竟成为“未经请示、走漏消息”的事件，立案审查。
透露“机密” 奔走相告
把时间再拉回到10月7日。
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议，这时才正式宣布了耿、邱到广播局来的事。他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邓岗说接到信后，马上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接受耿、邱二位同志的领导。
他说：“毛主席逝世后，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央这样决定，体现了对广播电视的极大关怀，体现了对这样的要害单位的十分关心。大家要深刻理解中央决定的重大意义，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电台的安全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特别要在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时刻，确保电台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大家静静地听着邓岗的讲话，仔细掂量每句话的分量。他提醒和暗示说：“在这封信里，同志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今后我们和中央的联系通过耿、邱二位同志，过去的联系渠道结束了。我想同志们是会理解的，耿、邱二位同志是中央派来领导我们的。”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5）
这几句话，邓岗说得很重。大家本来就心照不宣，只是没有得到证实，没有人说破，现在不言自明了。过去由姚文元分管广播局，这条渠道中断了，“四人帮”垮台了，一些猜测和预感得到了证实，大家露出欣喜之色，互相交换着眼色。会后，这大快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中央电台和广播局内到处悄悄传布着、议论着，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后来，耿飚是这样说的：“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在党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尽管大家的狂喜之情溢于言表，但广播宣传中必须保持常规，不动声色，播音基调平稳、从容，节目运行正常，在中央没有做出新的部署之前，不能让听众明显感觉到已经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摸到什么政治气候。
稳定局势 赢得时间
10月7日已经得知，中央将发布重要消息，要中央电台做好播出的准备。发布什么？是把“四人帮”给端出来？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传统做法，感到为时尚早，在没有稳定局势，人们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中央是不会这样做的。过去遇有重大事件，通行的做法总是先在内部通消息、做工作，在公开宣传中有意识地放点风声造点舆论，进行引导，待时机成熟时再公开，做到水到渠成。这样重大的###，自然不会匆忙从事。尽管这时候敏感的听众中有人已经感觉到了什么，甚至有人给电台打电话，拐弯抹角地想从中摸点气候，证实传闻或自己的猜测，但中央电台守口如瓶。
中央发布的重要消息是否宣布中央领导班子成员或者职务的变动？似乎也不可能。因为“文革”中人们对某个新的提法、新的口径，对某个人名的隐去或出现，都十分敏感，能猜出其中的奥秘，无疑在这时更为警觉。如果宣布变动了的中央领导班子，也就等于宣布发生了什么事，似乎仍为时尚早。那么将播出什么呢？心中估摸不透。
因为对内容心中无数，对广播宣传的规模也就无法确定，因此，对如何做播出的准备意见不一。一种意见是准备大搞，做大的设想，按照过去有重要广播的做法，打乱正常节目另作安排，中央电台两套节目并机播出，组织记者采访群众反应和可能出现的游行庆祝活动，制作录音报道。理由很简单，这件事太大、也太鼓舞人心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如果不是公开宣布粉碎了“四人帮”，只是作明显的暗示，先造舆论，广播宣传不宜搞大，基本正常，与平时稍有不同，既让听众感觉到什么，又不明确知道是什么。
两种方案同时提出，经请示中央，同意了后一种方案。中央采取的是稳定局势、内紧外松、引而不发、多做工作的方针。
到10月8日夜12点，也就是9日的零点，中央电台首次广播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各报在第二天见报，头版通栏标题。中央电台在离全天播音结束仅有1小时35分钟内，两个决定各播出了三次，迅速传遍全国。9日又播出17次，用记录新闻速度播出一次。中央这么适时公布两项重要决定，其中的奥妙和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两个《决定》是中央重大部署，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为此，中央电台又接连不断地报道了各地的反应，形成了一次宣传高潮。接着，中央电台又广播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于10月10日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题目本身就很有含意，社论里又作了明显的暗示，并强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凡经过政治运动的人，都能掂量出其中的含意。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6）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听了中央电台广播的两个《决定》之后，十分恐慌，凭着他们的政治嗅觉，感到末日将至。据曹大澄在《余党末日》中记载，“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上海市委宣传负责人叫嚷：“刚才北京广播了中央的两项决定，他们这一手高明，他们捞了资本，这是烟幕弹，我们再也不能等了，马上制造舆论进行反击，要针锋相对！”他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干。要在早晨6点之前出动民兵进驻上海电台、报社，电台要广播《告全党全国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口号！”接着，他跑到报社，要报社不要登“北京发布揪出反党集团的消息和新华社发的整我们的消息”，“要登我们的东西”。他窜到上海电台检查播音室，叫喊：“你们不要转播中央台的广播！”
有人回答：“中央台的中波是阻挡不住的，打开收音机，老百姓都能听到！”
“你们开动干扰机，干扰中央台的广播！”
“机子不够，中央台的功率大，我们干扰不了！”
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他们无可奈何！
公开点名 放开报道
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宣传报道中政策和策略并用，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问题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有意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