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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李以国防论的见解各执己见，左曾又以私人感情交恶，终于演成断交，这也可以看出左宗棠性格的一面。
曾国藩年纪比左宗棠大一岁，在左宗棠尚未任官时，曾国藩已受任礼部侍郎。而左宗棠能以一介幕僚出任巡抚，这异常的拔擢，可以说完全是曾国藩推荐之赐，无可疑义。并且，左宗棠西征的一员大将刘松山也是曾国藩麾下的猛将，由曾派遣给左的。左宗棠镇压回乱时的兵粮输送，专靠曾国藩的调配，也是有目共见。因当时曾国藩正任有“天下谷仓”之称的两江总督。由此种种，可看出曾对左并未掣肘，而是左对曾使意气。
万年长青左公柳
左宗棠恢复新疆后，照说帝俄占领的伊犁地区便要退还给中国。可是由于清政府派出的交涉大臣崇厚的颟顸糊涂，竟将伊犁以西和以南的广大土地都割让给俄国，并答应负担帝俄在伊犁的驻军军费500万卢布。后经曾国藩之子驻英公使曾纪泽的再度谈判，始以霍尔果斯河为界，收回伊犁以东的地区，而负担军费却由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这就是著名的《伊犁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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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话定一生：左宗棠（3）
在《伊犁条约》签订前，左宗棠获悉崇厚的失态，曾愤而出兵包围伊犁。海防派的李鸿章惟恐曾纪泽的交涉受到影响，便把左宗棠调回北京“备顾问”，时年六十九岁。
左宗棠回京，朝廷特派出近卫军团的仪仗队，到张家口去迎迓。回京后，即升任军机大臣。翌年，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这是曾国藩担任过的官职，并兼任南洋通商大臣。这一年他已年届七十一岁，因年耋罹病而告假请归。在他告假期间，中法战争爆发。
中法战争，法国舰队提督孤拔战死。可是，左宗棠所创设的福州船政局的造船厂亦遭破坏。
左宗棠死在光绪十一年（1885），享年七十三岁。综观他一生，以镇压太平天国始，建立勋功，扶摇直上，官至两江总督，以一个举人出身的人来说，简直是破格的升迁。而最值得歌颂的却是平定西疆，保土卫国，收回失地，在功罪上，被认为是功大于罪。因此，今天酒泉公园上所建立的“左公柳纪念碑”便说明了中国人对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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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号留学生：容闳（1）
容闳：终身为中国的富强奋斗容闳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富强大业努力奋斗，不愧是一位为中国现代化贡献所学的第一号留学生。他所植桃李虽经蹂躏，今已枯株复苏开花结果了。
七岁进女校就读
道光十五年（1835）容闳满七岁，随父至澳门，进入伦敦妇女会在远东倡办的女校就读，是英教士古特拉夫夫人的西塾。这所西塾虽谓女校，仍收男生，男女学生总数二十人不到。此所女学塾仍收男生的理由，是为马礼逊学校招收男生做准备，因为马礼逊学校的开办比古特拉夫夫人的女校晚五年。
古特拉夫夫人的丈夫乔路斯·古特拉夫是著名的传教士，曾和英商鸦片商人勾结，乘坐以扩大鸦片贸易为目的的阿玛斯特号轮船，北航回来，写下报告说：“一艘英国的傅利格特军舰，便可击溃清国的一千艘军舰。”鸦片战争时，英国主战派便是引用他的这句话，极力主张侵略中国。乔路斯·古特拉夫也参加了鸦片战争，并在侵占舟山群岛时担任过民政官。
1837年，容闳仍在古特拉夫夫人的女学校就读期间，乔路斯·古特拉夫护送海上遇难的七个日本人乘坐马礼逊号到日本。当时日本还是锁国时代，他虽以送还遇难者为借口，要求和日本通商，仍然为当时的长崎奉行（地方长官）所拒，不让这艘归属美商阿立芬特公司所有的马礼逊号轮船入港。
当时惟一能够和日本通商的只有荷兰一国。可是，当时有力的兰学家（学习荷兰学问的日本学者）群起攻击德川幕府（当时的日本政府）的排外方针。其中有一位著有《梦物语》（书中详细介绍到中国传教的新教开山元祖马礼逊的事迹。马礼逊死于1834年，死后五年，为纪念这位传教士，才有马礼逊学校之设）的兰学者高野长英，便为此事被系狱，是为“蛮社之狱”。
马礼逊学校开办于1839年，亦即鸦片战争前一年。容闳作为第一届学生，由古特拉夫夫人的女校转入。主持马礼逊学校校务的是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美国人，名叫勃朗，年二十九岁，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以其生平经验从事教育工作。他不但是为中国创办西塾的第一人，并且也是为日本最早创办教会学校的教育家，首批赴美留学幼童东京的明治学院便是由他创办的。勃朗后来接受耶鲁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和容闳同班的中国学生有五人，课程分初等算术、国文和英文，上午以英文教学，下午以国文教学。1846年12月，勃朗先生因病归国，容闳和其他两位同学便跟从他到美国留学。
自费出国的第一位留学生
容闳到美国留学的那一年是十八岁，他是中国最早到外国留学的留学生。比起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家吉田松荫，因偷渡留学未成而被捕还要早八年。容闳是私费留学生，未受政府资助，不像日本第一号留英的留学生——明治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是由推倒德川幕府的毛利藩资助派遣的。也就是说，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的那一年（1854年），日本还没有一位派到外国的留学生。
中国人到外国学习西洋文明比日本早上几十年，可惜容闳的留学是私费，不是公家派出，所以中国没有一套留学制度。到辛亥革命前夕，清廷反而派出公费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当时公私费留日学生竟达万人以上，孙中山的兴中会会员都是当时的留日学生。
容闳是自费留学，“予等均贫苦，若自备资金，则无米安能为炊。幸勃朗先生未宣言前（还没征求容闳等要不要去美国留学），已与校董妥筹办法。故予等留美期间内，不特经费有着，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养赡。既惠我身，又及家族。”（容闳著《西学东渐记》第二章）资助容闳留学的校董，指的是前述美商阿立芬特公司（为美国纽约巨商三兄弟所设），另有任香港《中国日报》主笔的苏格兰人蓄德鲁特、美商李企、苏格兰人康白尔等人。他赴美乘坐的轮船亨特利思号，也是美商阿立芬特公司所有，专来中国运载茶叶，自香港至纽约，不取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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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号留学生：容闳（2）
十九世纪中叶，西洋人到中国有古特拉夫一类的充当帝国主义尖兵的传教士，也有美商阿立芬特一类的解囊相助促成留学的商人。
容闳等三人于1847年1月4日，由黄浦出发。乘船在惊涛骇浪中，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于4月12日始抵纽约，共在海上度过98天。“当时纽约人口仅有二十五万，但危楼摩天，华屋林立，人烟之稠密，商业之繁盛，已可与伦敦相颉颃，成一极大之都会。”当时美国的生活程度不高，“每星期苟得一元二角五之美金，足以支付一切”。
他们即由纽约到麻省进孟松学校，这所学校是考大学的名门预备学校，当时美国尚无高等学校。孟松学校校誉独著，“全国好学之士，莫不负笈远来”。本来，容闳等三人的留学，以二年为限，不包括进大学的资助。孟松学校修完两年毕业，同学黄胜即因病归国，另一同学黄宽转赴英伦进爱丁堡大学医科，继续受资助，以七年苦学完成学业后回国从医，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医生。独有容闳以半工半读进入耶鲁大学研读，拒绝接受勃朗先生所提出的以毕业后当教士传道为条件的资助。
据容闳自称：“予于一八五四年毕业，同班中毕业者，共九十八人。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西学东渐记》）
忧国忧民的书生情怀
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因曾在兄弟会藏书楼任司书之职（图书馆管理员）2年，相识之人亦多，学界中交游尤广。因此，不免有“久居不归，乐不思蜀”之奢愿。但禁不起阿立芬特公司的怂恿，便于毕业那一年束装回国。回到广东老家，一见母亲，便告诉她说：“儿今既以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今后吾母即为数万万人中第一中国留学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之母。此乃稀贵之荣誉，为常人所难得。”
容闳的学成回国，表面上是遵循资助者的怂恿，回到中国替他们传教，内心里却是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