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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7）
飞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欢饮。饮间，三人各序年甲：德公最长，关公为次，飞最小。以此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从祭祀形式来看，“桃园三结义”的传说生成于五代末至北宋期间，因为只有辽国人才有这种祭祀方式。《辽史？太祖纪》写到太祖“至库哩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其他各朝都没有这种习俗。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其他有关三国故事的通俗文艺中，还有说关羽最年长，只是刘备最有帝王之“福相”，只有靠他才能把自己带上“发迹变泰”的道路，这样关张才拜他为大哥。这更表现出游民对于“结拜”这种结合形式的内心真实的期待。《三国志演义》是经过了文人改造的，它除去了游民头脑中对眼前利益的赤裸裸的渴望，增加了一些为国为民的套话。书中写由张飞提议三人结为生死之交，然后共同为国出力。
次日，于桃园中列下金纸银钱，宰杀乌牛白马，列于地上。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以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誓毕，共拜玄德为兄，关某次之，张飞为弟。祭罢天地，同拜玄德老母；将祭福物，聚乡中英雄之人，得三百有余，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游民的结拜多带有秘密性质，因为他们结拜的目的多与从事非法活动有关。清朝就曾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严禁歃血订盟、焚表结拜为兄弟，并视同“谋叛”行为，还一度定为“十恶不赦”之罪。其他朝代虽没有像清代那样严厉打击，但参与结拜者也多被统治者视为莠民。《三国志演义》对此大加张扬，是为了突出刘、关、张结拜的“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正面意义。其实，游民的结合，从小的方面说是谋生存，从大的方面说就是求发展。要获得较大的发展就要有社会###，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有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与组合。游民不怕乱，甚至他们有些企盼社会###。在他们结拜的“誓词”上都要有“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这样的句子，前一句好理解，后一句就不是生活在太平时代的人们能够理解的了。孟子说得好，“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之生死寿夭，也是各随其身体状况的。为什么要都死在一天呢？实际上，这句话的背后表明这种“死”，不是正常的死亡，更不是寿终正寝，而是他们要从事某种冒险活动，其中蕴涵着死亡的可能性。这种冒险活动可能是偷盗、抢劫、上山落草、聚众造反等等，所以他们要在事前发誓：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大家一起死。“同日死”意在勉励大家不要怕死，要敢于出击，同心协力，干好这件事。我们前面提到的《花关索出身传》中也写到，在刘关张结拜时发誓：“只求同日死，不愿同日生。”此后，三人便落草为寇去了。另外一种意思是，要为冒险活动中死难的兄弟报仇，而且要“生死以之”，不计成本。《三国志演义》写到关羽被害后，蜀汉为关羽复仇的过程中，刘备、张飞已经达到丧失了理性的地步，而且谁的劝告也不听，连诸葛亮也束手无策，最后弄得“火烧连营八百里”。刘备多年积蓄的家当几乎是一扫而光，他没脸回成都，连气带病死于白帝城。王蒙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完全是“黑手党”的语言。见《〈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读书》，1995。他的这种判断是完全符合游民结拜实际的。
结拜是游民结合的最原始的形式，后来又有结成帮伙、秘密会社等较高级的形式出现，这些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以结拜为起点的游民帮派是游民帮派意识的基础，帮派意识有强烈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甚至影响他们正确地判断极普通的是非曲直。它表现在一切皆以自己帮派的立身行事为标准，认为自己的帮派永远是无懈可击的。帮派中的成员习惯于这种单线思考，从是非上说，自以为是；从力量上说，认为自己是所向无敌的。因此，在他们面对世界或其他人群时，他们只关注敌我，不关心是非；或者说，自己永远正确，错误完全在敌人一方（当然有时这只是宣传时的语言，他们内心也不一定真的这样想）。这在《水浒传》中有十分明确的表现，它是以梁山好汉的是非为是非的，只肯定属于梁山的一方面。例如，书中写了许多打劫剪径、杀人放火的绿林强盗，但只对梁山和与梁山有关的诸山头的人们持赞赏或肯定的态度，而对其他山头的，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王庆、田虎、方腊等打劫者或造反者，则都持反对态度，其根子在于，他们与说书人所肯定的梁山不属于一个帮派系统。台湾学者孙述宇认为，最早的梁山故事的讲述者与梁山这批“强人”有关，这是有道理的，否则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对梁山好汉那样热情。意思就是只有梁山对，其他都不对。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8）
同一件事，作出不同的是非判断，关键在于做这件事的人是“敌”还是“我”，这种观念不仅现代人不能接受，就是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也不能认同。例如，《水浒传》是坚决反贪官的，但这也只局限在与梁山对立的贪官上，至于与梁山交好、在朝廷上为梁山说好话的官吏，尽管也“贪”了，在梁山好汉的眼中也是好官。宿元景也受贿，接受了梁山的“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在作者看来，他还是为人“仁慈宽厚，待人接物，一团和气”（第八十一回）。对于如虎似狼的胥吏差役也是如此，在林冲的遭遇中，无论是押解他的董超、薛霸，还是沧州牢城营内的管营、差拨，他们为了钱，视人命如草芥，只要有了钱又一切都可以通融，其嘴脸确实可耻、可鄙。而另一个恶吏戴宗，他本是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是吴用的朋友。吴用说“此人十分仗义疏财”，并且与梁山有通信往来。可是当宋江发配到江州监狱，戴宗还不知道他与梁山的关系、也不知他是宋江时，便向他索要“常例钱”，宋江不给，戴宗拿起讯棍便打。宋江问自己犯了什么罪？戴宗的一段话充分暴露了恶吏的嘴脸：
“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宋江道：“你便寻我过失，也不到得该死。”那人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
《水浒传》第三十八回
“那人”便是戴宗。如果这些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作者是要大加谴责的。可是这段对话是在戴宋二人之间发生的，便带有了喜剧彩色。下面接着宋江就揭出戴宗与梁山吴用相识之事，原来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于是，戴宗“恶吏”的本来面目便模糊了，读者只记住他暗通梁山好汉和讲义气的一面。再如，孟州府的叶孔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