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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扬科维奇告诉我，南联盟外交部已经为使馆人员在洲际旅馆订好了房间，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又转订了西方同南斯拉夫合资的凯悦旅馆。我考虑，大家已经挨了一次炸，不能再让他们第二次挨炸，应该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暂时落脚。这样，留下李银堂和董健在使馆前面值班，其余获救的同志全部转移到凯悦旅馆。
使馆的同志们来到凯悦旅馆，大约已经凌晨5点。大家都不肯回房间，坐在前厅里，等候使馆那边的消息。我把同志们召集在一起。我想，经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的震撼，又感受丧失亲爱的同志和朋友的苦痛，目睹自己赖以生存的使馆遭到摧残，拖着紧张拼搏之后疲惫不堪的身躯，当前最需要的是精神支撑。我对大家说：今天我们的使馆遭受浩劫，这样的事情以前谁都没有经历过，对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既然灾难已经降临，我们要挺起胸来，迎接这一挑战。同志们，使馆被炸塌了，但是我们的意志不能垮。党中央、祖国人民非常关心我们。中央已经决定派特别小组乘专机前来处理善后事宜，接回烈士的遗骨，伤员也将回国内治疗，部分同志可能回国休整。我要求大家回房间休息，明天大家都要打起精神，还有许多善后事宜等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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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在哪里？（1）
在武官任宝凯的房间里，没有找到他……
而此刻，最让我揪心的是武官任宝凯下落不明。刚出危楼时，我听武官处同志们说，他们从楼上向下突围时，听到了武官任宝凯的声音，估计他肯定出来了。可是，在营救同志的时候，却不见他的踪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多么需要武官在我身旁。在被炸的使馆大楼前，我既要同前来使馆慰问的南联盟高级官员交谈，又要设法营救尚未脱险的同志们。当时政务参赞吴丽元正在国内休假。我多么需要帮手啊！可是，武官到底在哪儿？派人到楼里去找，他的宿舍里没有他。这时，同志们猜测，他可能受了伤，已经送到了医院。我们分别给几个收治中国使馆伤员的医院打电话，都说没有此人。当时，抢救使馆人员的战线拉得很长，使馆前面又挤满了人，没有注意到他在哪里上了救护车也是可能的。使馆里没有武官，伤者里也没有，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性：牺牲了。但是，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不能下结论，也无法向国内报告。国内有关部门已经再三来电话催问武官的下落。
为了弄清究竟如何，在当时使馆已被封锁的情况下，只有到急救中心太平间去查。我带上翻译，请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郭志嘉开车，前往急救中心。
虽然已是凌晨，整个城市笼罩着黎明前的黑暗。轰炸暂息的贝尔格莱德，死一般沉静。我们在漆黑的街道上穿行，没有灯光，没有人影。我们多么急切地想知道，我们的同志在哪里。记者郭志嘉是学塞尔维亚语的，是南斯拉夫通，对贝尔格莱德市很熟悉，否则在这漆黑的夜里是难以辨别东南西北的。
我们来到急救中心，向值班的负责人说明来意，他回答说，要到太平间找遗体，必须经院长批准，院长7点半来医院上班。我看了一下表，还不到6点。我急了，我说，我们不能等，今天是特殊情况，请你马上打电话给院长，允许我们即刻到太平间探查。值班医生答应打电话给院长，但告诉我们说，即使把他叫醒，他驱车赶来仍需要时间，请我们在会客室稍等。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去看望一下伤员。医生带我们走进急诊室。我们的伤员都集中在急诊室的大房间里。医生已经对伤员都做了紧急处理。曹荣飞眼睛蒙着绷带，昏昏入睡。刘锦荣满脸绷带，跟我说话，感到呼吸困难，伤口疼痛。郑海峰头部和颈部都缠着绷带。只有刘新权说，这里他伤势最轻，只是脚扭伤，很快会恢复。屋子里很黑，借着微弱的烛光，勉强看清伤员的脸庞。屋子里只有轻微的呻吟和沉重的呼吸。我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急
诊室。
回到急救中心的会客室，院长还没有来。我在会客室焦急地等待，我已无法坐下来，我让值班医生再三催促，希望院长早点儿到来。我觉得，时间过得这样慢，仿佛它已经静止、凝固。院长终于来了，把我们领到太平间的走廊，但不让我们进去。管理人员说不方便。他们进去寻找，并稍事整理，把三位烈士的遗体放在小车上推出来，他们是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这是悲惨的死，壮烈的死，英雄的死。几个小时前，我们还曾相见，我们还曾谈论时局，而现在竟是阴阳两隔，竟是诀别。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攥紧，是疼痛，是酸楚，是挣扎，是休克。此刻，我无暇多想，痛哉死者，惜哉生人。我还心系着有生还希望的一个下落不明的人。太平间的管理人员告诉我，除了这三人之外，太平间里再没有死亡的中国人。那就是说，武官还在使馆里。我马上用手机把查看情况告诉在使馆前面守候的李银堂，武官还在楼里。让他请消防队员帮助寻找。我们马上赶回使馆，我们一定要找到武官任宝凯。
天阴沉沉的，虽已清晨，几缕吝啬的晨曦从云层里透出，黑暗仍在游荡，不甘消退。我们来到使馆楼前，警报尚未解除，守护使馆的警察仍然把守着门口，不允许进出。我急火中烧，这个时候救同志要紧，管不了那么多。我告诉他，我们的武官还在楼里，生死不明，我要进去找他。消防队员也过来阻止我们，我请他把头盔和手电借给我，我要亲自去找。我们同他们争执着，准备闯进去。这时，在楼前守候的李银堂参赞来告诉我，消防队员在楼里发现了一个人，还活着。我们要进去抢救他，他们说，你们即使进去，也背不出来，还是请急救车来。他们立刻和急救中心联系，急救车风驰电掣而至。不一会儿，从里面抬出一个人来，正是武官任宝凯。我马上走上前去，看见躺在担架上的武官满面尘土，没有伤痕，呼吸很艰难，嘴和鼻子里呼出很多泡沫。武官还活着，武官没有死！急救车载着他向急救中心疾驰而去。
武官任宝凯在急救中心很快恢复了知觉。后来，他和其他伤员一起乘专机回北京治疗，恢复得不错。我和他谈起这段经历，他完全失忆，不记得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推断，北约轰炸使馆后，他从寝室里跑出来，呼喊着武官处的同志，他们听到了他的声音。但在黑暗中，他碰上什么东西，暂时昏迷，倒在走廊转弯的地方，所以在他的寝室里找不到他。他躺在地上，浓烟向上升腾，地面尚有空气，他没有完全窒息。对他来说，这场噩梦是一片空白。他康复后，又重返驻南斯拉夫使馆工作。
武官在哪里？（2）
回到凯悦旅馆后，我和几位同志商量下一步的工作。首先，指定了几位同志去医院轮流看护伤员，看护的人要懂塞尔维亚语，便于同院方和医生联系；其次是使馆的善后事宜，抢救尚未转移出来的器材，找几个人帮助会计清理会计室。会计室中弹起火，屋子里的东西都烧成灰烬，保险柜也烧得焦黑，但因铁皮很厚，打开后，里面的美元尚且完好。第三件事是准备迎接中央派来的特别小组，为他们预订旅馆，并同南斯拉夫官方联系，安排相应的会见。
又是一个漆黑的夜。连续36个小时的工作和战斗，心灵的震撼，身体的疲惫，我感到头重脚轻。由于在楼前指挥抢救，吸进大量烟尘，感到恶心，吃不下饭，吐出的痰是黑色的。夜深了，躺在旅馆的床上，长久地似睡非睡，忽悠忽悠地，仿佛房子还在摇晃，也仿佛我在空中飘来飘去。隆隆的声音，透过密封的窗子传进来，是北约的飞机又在低空飞行，寻找着目标，散布着死神。这声音忽远忽近，忽高忽低，在我的梦里飘游。现在怎么办？起来叫醒大家，岂非徒劳无益？在南斯拉夫这块土地上，难道还有安全的地方吗？算了，由它
去吧！
后来，我弄清楚，那一夜，固然有北约飞机的轰鸣、袭击和轰炸，而那持续的整夜的隆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