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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四层的王辅国在沙发背后睡觉。他刚躺下，就被爆炸的冲击波颠了起来。他伸手在黑暗中摸了摸，右边的墙壁没有了，左边的墙壁也没有了。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紧披上衣服往下跑。到了三层，无法再往下走，他钻进一个尚未起火的一个年轻同志的房间，在下楼的时候，他的脚部剐伤。
在三层，人们集中在两位年轻同志的房间里。这个房间窗下二层有个小平台。如何下到这个平台上呢？急中生智，有人提议把一条条的塑料窗帘接起来，做一条绳索。大家立即动手做起来。塑料窗帘不好打结，同时必须把打的结拉紧，防止脱扣。我们在下边的人找来一个梯子，从地面搭到二层平台。这是在匆忙中搭起的营救同志们的第一条通道。
首先从三楼系下来的是四箱国家重要资财，接着是保护这批资财的两个人：小王和小郑。他们寸步不离地守卫着他们的使命——那一批国家资财。南斯拉夫方面的急救车来了，我们把受了伤的小郑送上救护车，保护国家资财的任务就落在小王一个人肩上。
紧接着，人们把几个重伤员扶到三层。一等秘书曹荣飞喊着：“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家把他送上软梯，从梯子上把他接下来，他满脸是血。刘锦荣从软梯上下来，头部、颈部和手臂受伤，鲜血淋漓，我们急忙把他俩送上救护车。文化参赞刘新权下来时，脚部扭伤。我当时想让他帮我清点人数，但看到他脚一瘸一拐，难以走动，也把他送上救护车。这时，火势越来越大，浓烟更加呛人，在危楼里多逗留一刻，就多一分生命危险。但是大家先人后己，井然有序地向下转移。先是抢救重要国家资财，然后是重伤员，再后是轻伤员，最后是没有受伤的同志们。这个顺序没有人规定，也没有人命令，这是大家不约而同的章法，这是心灵的呼唤，这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使命：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
南斯拉夫方面的消防队、急救车都赶来了，这时，使馆办公楼的前面，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人，大部分是南斯拉夫人，也有不少中国人。
地下车库里，汽车起火，火势更猛。烈火炙烤，浓烟呛人。有人把我拉到后面。不行啊，我们的同志还在危险之中，我又冲到前面，尽快抢救出同志们，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职责，刻不容缓……
在使馆大楼的东南角，五六位同志集中在二层张存良的房间里。使馆参赞李银堂本来住在馆外，北约开始轰炸后，转移到使馆的客房里。他以及使馆的人们哪里知道，最安全的地方成了最危险的地方。美国的炸弹从他旁边的屋里穿过，他的房间起火。他立即躲进洗手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冲出房间，顾不上眉毛被火燎着，额头擦伤，想夺路下楼。可是楼梯被火封锁，他又转回来，躲进尚未起火的张存良的房间。
在张存良的房间里，烟火不断从外面扑过来。他们几个人想办法开辟第二条自救通道。他们把褥单撕成条，连接成一条绳索。司机杨永锋、参赞李银堂拉着这条绳索下来，接着张存良和董健也攀援而下。杨永锋在下到离地两米高时，向下一跳，因体态不对，摔在楼基的水泥地上，骨盆和胳膊受伤。大家让他躺着别动，等候救护车来。不一会儿，救护车呼啸而来，人们把他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
记者吕岩松从办公楼跑出时，顺手抓起手机和照相机。他用手机同国内取得联系。当时北京时间是早晨5点多钟，还未上班。他把电话打到《环球时报》主编的家里，这位主编打电话给外交部欧亚司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报告了外交部领导。外交部领导获悉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把电话打到吕岩松的手机上。至此，我同外交部领导取得了联系。我简单地向部领导报告了情况：大部分同志已经获救，还有几位同志在楼里面，我们正在抢救。部领导问：“听说你受伤了？”我答说没有，我们正在加紧营救尚在危楼的同志。我的话语和我的心情一样，都十分焦急。部领导告诉我说：“你的情绪很重要，你要稳住，其他的同志都在看着你……”接着，部领导又通过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手机打电话给我，询问相关情况，有几位同志没有脱险，究竟是几颗炸弹炸到使馆。我记得，我向部领导说是巡航导弹，同志们告诉我，是三颗导弹。当时，我确实不清楚，究竟是几颗炸弹，因为当时没法逐一查看，更不知炸弹是什么型号的。弄清这些问题，是后来的事……
烈火硝烟中的两条自救通道（2）
南斯拉夫的消防车和急救车纷纷赶来，但由于使馆大门是电动的，轰炸使馆造成断电，使馆大门打不开，急救车和消防车无法靠近。事先，使馆办公室进行了断电情况下的演练，告诉大家在断电情况下如何打开大门。使馆办公室的董健同志钻进大楼，从传达室里取出钥匙，打开大门，消防车和急救车才得以开进院里，为灭火和抢救人员提供了方便。
在使馆大楼五层的几位同志攀窗焦急地向地面张望。显然，他们已经做过多种尝试，从楼梯下来已不可能，所有退路已被烟火阻断。制作绳索，攀援而下也不可能，因为楼层太高，绳索难以达到地面。他们只有等待外面同志的救援。这时，同在场的南斯拉夫人取得联系，他们火速派来消防云梯。五层楼的同志们沿着细小的云梯缓缓而下。楼房是那样高，云梯是那样细小，颤颤悠悠，平时人们一定会很害怕，可在那时，这是救命的惟一通道呀。他们顺利地从云梯上下来，他们得救了。
三位记者遇难
烈火，浓烟，北约飞机在上空盘旋，轰炸声接连不断。载着伤员的急救车疾驰而去，消防车的水柱扑向熊熊的火焰……
当曹荣飞从危楼得救后，在送他上急救车时，人们焦急地问他，邵云环在哪里（邵云环是曹荣飞的夫人）？但是，就在炸馆的刹那，他眼睛受了重伤，满脸是血，什么都看不见，他哪能知道邵云环的下落？有的同志知道，邵云环当天在馆外的新华分社办公室办公，很晚才回到使馆宿舍。此刻，她没有从三楼的自救通道下来，那就一定还在宿舍。于是，我们敦请消防人员到她的房间里去找。
南斯拉夫的消防人员具有丰富的消防和救护经验。在北约开始轰炸以来，他们处理过多起类似事件。塞尔维亚社会党总部大楼被炸，他们急忙赶到现场，救护人员、扑灭烈火。塞尔维亚电视台大楼被炸，那时正是深夜12点，也正是电视台工作最忙碌的时候，他们很快赶去救出伤员，从废墟中找出烈士遗体。还有塞尔维亚内务部、南联盟国防部、总参谋部……他们可以说身经百战，浑身是胆。他们头戴钢盔，身穿防护衣，脚登高筒防水靴，手拿大手电筒和其他工具。他们在办公楼里搜寻尚未获救人员。过了一会儿，他们把邵云环抬出来，我和几位同志一起送她上急救车。她满面鲜血，已经停止了呼吸，她牺牲了……
还有三位同志没有从危楼里出来，就是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以及武官任宝凯。
消防队员在楼里找不到他们。办公室的董健同志戴上消防队员的头盔，带领着消防队员去找。在许杏虎的卧室里，在坍塌的墙壁下，发现了许杏虎和朱颖的遗体。他们满脸满身伤痕，鲜血在泥土里凝固。从他们的身姿可以看出，在轰炸的那一刹那，他们是怎样同死神搏斗，他们被死神掠走了……
这时，一颗导弹从人们的头顶曳着火光呼啸而过，人们本能的反应是纷纷卧倒。这颗导弹在离使馆几百米的贝尔格莱德旅馆爆炸。这个旅馆在多瑙河边，每逢周六举办工艺品展销，我曾去看过。旅馆的一翼被炸毁。为什么炸旅馆呢？据北约宣称，旅馆里隐藏着南斯拉夫军人，可以想见，这只是借口而已。
这时，在使馆大楼前的南斯拉夫安全局局长马尔科维奇接到一个手机电话。他告诉我，那边又有动静了，意思是北约战斗机又从意大利基地起飞，可能有第二次轰炸，要大家全部撤退。轰炸期间获得的常识告诉我们，第二次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