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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实力均等的情况下，一时的妥协还不会造成太大损失，不会打破局势的均衡，但在实力悬殊的条件下，弱小的一方稍有退步，就等于宣告死亡。因为弱方取胜主要靠的是气势，一旦气势上被比了下去，就可能全无胜机，甚至会导致速败、惨败，再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因此，王安石主张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决不妥协退让，对于反对改革的人，不论其地位有多高，权势有多大，同党有多少，都不能受其左右。
王安石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自信和无坚不摧的勇气，他也经常以此鼓励神宗。然而神宗对于改革可能会遇到的阻力准备不足。也许他的优点是能够广泛听取不同意见，但由于自信不足，他不是通过听取不同意见来修正改革存在的问题，而是经常动摇不定，往往为异论所动，对改革本身产生怀疑，随时准备向后转。这就使得保守派有了可乘之机，不时通过各种渠道向神宗诋毁改革及改革者，试图阻挠改革的步伐。
向流俗开战（2）
神宗总希望两全其美，一方面能让改革顺利推行下去，一方面又不会受到太多的反对。他想走一条阻力最小的改革之路，但事实上，这在当时是走不通的。由于神宗虽然立志改革，但在如何改革方面缺乏明确的认识，并非“术素修而志素定”，因而容易动摇。在青苗法受到韩琦等一批位高权重的大臣的反对时，神宗甚至决定废止青苗法。幸而在这一决定并未正式颁行时，神宗又幡然悔悟，否则新法及整个改革运动就会胎死腹中。其实韩琦并非完全反对新法，只是觉得行之过急，应当按原计划先在部分地区试行，待行之有效再推行全国。而且放贷可能会遇到借时容易还时难的问题，一方面会亏欠官本，另一方面可能不得不“行刑督索”，并勒令有关人员同保均陪，导致扰民害民。韩琦的看法中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完全可以吸收，以防止或减轻可能出现的问题，但韩琦总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目光短浅的。如言贷钱不应取息，否则就是取利于民，又言恐百姓愚昧不虑久远，好借难还。如果完全发放无息贷款，百姓不是更会竞相借贷而不考虑自己的偿还能力吗？神宗既不能发现韩琦之言的荒谬不足取之处，又不能正确吸收其合理的一面，反而以为韩琦是真忠臣，抓住了新法害民的本质，竟然要废止青苗法。这表明神宗的性格与见识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以此推行改革自然会疑虑重重，犹豫不决。
由于神宗缺乏与流俗坚决斗争的决心与勇气，甚至立场不稳，有时还会站在流俗一边与改革派为难，这就迫使王安石不得不以更大的决心与勇气向流俗开战。由于神宗年纪尚轻，学术不明，缺乏自信，一见有许多人反对便以为变法有问题，王安石则力言流俗不足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流俗表面上人多势众，不可一世，但大都是目光短浅之辈，只贪近利，并无远图，如果一任流俗，则一事无成。
王安石在《尚书·周书·大诰》的注解中指出：
武庚，周所择以为商臣；二叔，周所任以商事也，其材似非庸人，方主幼国疑之时，相率而为乱。非周公往征，则国家安危存亡，殆未可知。然承文、武之后，贤人众多，而迪知上帝以决此议者，十夫而已，况后世之末流？欲大有为者，乃欲取同于污俗之众人乎？
武庚是周王室选择以为亡商之后的，管叔、蔡叔是周王室任命以监管武庚的，按说他们都不应该是庸才。但他们却在成王尚少、主幼国疑之际相率为乱，如果不是周公亲自往征，则周室的安危存亡未必可知，很有可能就此覆灭，因而出征是理所当然的。经过文王、武王两代圣王的教化培育，周室贤才众多，然而能够知乎天命，顺乎人心，同意派兵出征的才不过十人而已，当时有见识的人尚且如此之寡，何况后世末流之人呢？想大有作为的人，如果试图博得见识低下、人格卑污的流俗之人的赞同与支持，绝不可能有所成就，甚至会导致国家危亡。
王安石借题发挥，说明有真知灼见者永远是少数，如果非要事事从众，那就不仅一事无成，甚至还会亡国灭种。王安石又在《尚书·虞夏书·大禹谟》的注解中指出：“咈百姓以从先王之道则可，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则不可。古之人有行之者，盘庚是也。盖人之情，顺之则誉，咈之则毁，所谓‘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也，既咈百姓以从先王之道者也。”违背百姓的欲望，强制以从先王之道则可，强迫百姓以王者一己之私欲则不可。盘庚就是古代强制百姓顺从先王之道的典范，他在做出迁都的正确决定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但盘庚不为所动，坚持不改，终于使商朝更加兴旺发达。常人之情，顺之就会赞誉，逆之就会诽谤，如果不论是非，一味从众人之欲而违背先王之道，以求获得众人一时的赞扬，就是沽名钓誉，是不可取的。因此应当顺从真理，推行先王之道，以合乎国家和民众的整体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
王安石反复说明流俗不足为虑，主要是为了打消神宗的疑虑，使之更加坚定地推行新法。他对神宗总是与流俗划不清界限也表现得很不客气，多次提出严厉的批评。在《熙宁奏对日录》中，王安石记载了他和神宗的一次谈话：
向流俗开战（3）
……譬如运瓮，须在瓮外方能运，若坐瓮中，岂能运瓮？今欲制天下之事，运流俗之人，当自拔于流俗之外乃能运之；今陛下尚未免坐于流俗之中，何能运流俗，使人顺听陛下所为也？
王安石不愧辩才无碍之誉，他的比喻也特别新奇有趣，非常合乎力学原理。度人先须自度，自溺于渊，而欲拔人上岸，则未见其可。神宗每每陷入流俗之中不能自拔，当然无法改变流俗，使之顺乎新法、顺乎先王之道。
由于神宗态度不够坚定，而朝廷中大多数官员又都站在流俗一边，因此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事实上是相当孤立的，但王安石并不畏惧，因为他坚信真理在手，勇者无惧。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以嘲讽的口气说王安石有意“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其实王安石力战的并非天下之人，而是天下流俗之人、流俗之见，他也确实有力战天下流俗而胜之的勇气。
由于敌众我寡，王安石主张立场鲜明地推行新法，对于那些不能遵守法令、刻意阻挠朝廷政令的人予以严惩。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六记载：
熙宁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者，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
对于不能认真推行朝廷法令的官吏，王安石准备坚决惩办，而神宗却每事姑息，这是新法推行不力的重要原因。既然不履行职责、不遵守法令也不会受罚，朝廷赏罚不明，谁还会顶住地方豪强大户的压力，真正推行新法呢？神宗总是想走一条没有任何阻力、人人拍手赞同的道路，这条路又到哪里去寻找呢？所谓民间亦苦新法，主要是因为新法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大户豪强们的利益，他们自有能力将怨言传到神宗耳边，让神宗感觉民间确实对新法有怨言。王安石则引《尚书·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之语，指出即便是作为自然现象的冬天大寒、夏日下雨也会引起某些人的埋怨，欲有大作为，想没有一个人反对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有人反对就马上罢手更是不可取的，如果事事受制于流俗，就“不能一有所立，以为天下长计”。
这段记载出自司马光的传闻，倒也不可尽信。王安石欲惩治不行新法者是真，而后半段则包含着有意的诬谤，如言神宗谓民间颇苦新法，又言王安石有意要胁迫皇帝，奏请启用章惇、赵子几等皇帝素不喜者以加强自己的权位等。司马光之意，不过是想说神宗也明白新法不便于民，只是为王安石挟制，不得不勉强从之。而王安石则一意孤行，根本不管民怨沸腾，力排异己、强行新法。
王安石对于“能令政必行”的商鞅非常欣赏，对于反对新法者主张明正律令。据《长编》卷二百一十，当神宗对人情纷纷表示忧虑时，王安石则强调治国御众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