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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知无术”，对此大加嘲讽。在他们心中，王道胜过霸道，尚德胜过尚力，礼治胜过法治，甚至连刑名法术的字眼都是罪恶、是他们这些君子耻于道及的，仿佛治国根本用不着法律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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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度（4）
苏轼无权，只能发发牢骚，而司马光一上台，就在科举方面首先废除了明法一科。司马光的理由很简单，他称律令是当官的人才需要了解的，没必要让普通的士人预习。也就是说，只有统治者才有必要、有资格知法懂法，百姓是不应当知法懂法的，免得他们钻法律的空子。他还称“能知道义，则自与法律冥合”，道司马光手书义就是法律，不需要专门学习，这显然是以道德取代法律的陈旧观点。他对法律本身也表示不满，认为学习法律，就是“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如此没当官时就已经变得刻薄，从政之后又怎么可能成为好官循吏？因而设明法一科，不利于“长育人才，敦厚风俗”，理当罢去。
看来司马光根本就不懂法律，大概他还以此为荣，因为在他心目中，法律不过是刻薄小人所为的罗致他人罪名、惩罚他人的丑恶之事，一学法就会变坏，一执法岂不更糟？按照这种理解，法律根本就没必要设置，监狱应当统统废除，光谈诗书礼乐就行了。只要不谈法律，风俗就会越来越敦厚，官吏就会越来越循良，犯罪现象就会不复存在。当然司马光本人也没有幼稚到这个程度，他上台后并未停止对内镇压，只是不愿意承认。
从字面意义上看，王道绝对胜过霸道，尚德绝对高于尚力，礼治当然超过法治（这里的法主要指刑法），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希望当政者是尧舜，使百姓享有最大的自由，根本感受不到上面还有统治者；也希望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暴力、没有强制的社会里，更盼望没有犯罪、没有监狱，所有的人都是温文尔雅、和和气气。然而这一方面要建立在人人性善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只是人们美好的理想和未来的目标，因此它也许永远只是一个设想，无法变成真正的现实。
儒家最大的缺点也许就是将理想当成现实。假如人人都性善的假设真的不是假设，也许就应当只要王道、不要霸道，只尚德、不尚力，只讲礼治、不要法治。但在现实社会中，对于十恶不赦、不可理喻的坏人讲王道无疑是对牛弹琴，对他们无论怎么教化都不会有用，对这些恶人大讲王道礼教，就等于是纵容犯罪。腐儒（可惜在当时的儒士中占多数）不管现实是否符合他们的理想，只把理想当现实，并且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固执和自信，因此总是大谈王道德治，对他们的教化能力盲目推崇，不愿承认世上确有化导不了的恶人。
儒家另一个缺点就是重名轻实。既然王道比霸道好听，尚德比尚力高尚，礼治比法治温柔，干脆就对后者羞于道及，仿佛一提刑罚就刻薄寡恩，就会败坏风俗，一谈德教就温柔敦厚。然而他们并不是真的愚蠢到要废弃刑罚，只是要心照不宣，可以做，不能说。这就使儒家显得极其虚伪。如司马光之辈，一方面推崇礼治德教，俨然君子，但对包办婚姻的牺牲者阿云却毫无同情心，非要置其于死地，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阿云以妻杀夫，犯了纲常礼教，非要重惩不可，对触犯礼教者不可以礼教化之，这就是腐儒的逻辑，一到事实面前，就足以显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
王安石则主张二者并重，不可偏废。他缩小了王道与霸道的距离，认为此二者皆是讲仁义礼信，只不过一是发乎内心，自然而行；一是以之为名，示之以仁义礼信而已。在他当政初期，即改变旧制，主动参与刑名。按照旧制，刑事案件只归审刑院、大理寺处置，位在中书省的宰相、副相不加过问，这并不是司法独立，而是表明对刑名不甚重视。在他出面过问刑事案件时，宰相曾公亮不以为然，王安石则据理反驳，认为如果审刑院、大理寺用刑不当，中书就应当过问，不仅中书应当过问，遇到重大案情，众议不决时，中书还应当上奏皇帝，听候圣裁。他主张由帝王亲自过问刑名，表明他对刑名十分重视，也是对腐儒轻蔑法治进行的有力还击。
王安石认为必须直面现实。现实既然是有善有恶，法制就应当有赏有罚。在《尚书新义》中，就有“敢于殄戮，乃以乂民。忍威不可讫，凶德不可忌”之语，主张对民应有恩有威，对坏人该杀就杀，不必忌讳其有凶残之名。这本来是大实话，也是治国应当推行的制度，却被后世儒者大加贬斥，说这有害礼教。是不是道学家当政之后就唯德无刑、民免诛戮了呢？其实不然，明清之世程朱理学大盛，结果更加专制，文字狱大兴，百姓动辄得咎，看来可以做、不能说就是作为封建统治工具的理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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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度（5）
王安石在法治方面的思想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大都是合理的，可惜当时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障碍，无法贯彻下去，更不能持久，因而其合理性和进步性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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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流俗开战（1）
王安石早就意识到变革会面临巨大的阻力，特别是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一开始就做好了向流俗开战的准备，并且鼓励神宗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进。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春天的一次谈话中，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
王安石认识到，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代表自由创造精神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无论是哪一方面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并无调和与回旋的余地。王安石很清楚，敌我双方实力相差十分悬殊。表面看来，革新派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有皇帝坐镇撑腰，有王安石统领中枢，掌握着中央大权。而且王安石的学问在当时无人能及，新派骨干绝大多数都是既有吏才、又明经术的务实的学者，而新学是集诸家之粹的体用合一的经世致用之学，较之于陈旧的儒家学说有明显的优势。其实不然，神宗革新的热情很高，除旧的魄力有限。虽然他是革新派的坚决支持者，但又不能将之完全归属于革新派阵营之中，因为他其实是凌驾于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上的调和者、统帅者，而保守派的阵营是极为强大的，除了神宗之外，皇族贵戚绝大多数属于这一阵营，其中更是集中了大多数上层官僚和大地主、大商人，这个阵营有权有势，在政治、经济、舆论上都处于垄断地位；保守派所代表和奉行的旧观念则更是根深蒂固，在这方面其垄断地位比其权力的垄断更加可怕，由于其观念的基础是统治中国思想界已然千年的儒家思想，因此在事实上是很难动摇的。
王安石面对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首先他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是以道胜流俗、以自由胜垄断、以公平胜特权。革新派站在真理与正义一方，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无私者当然无畏。他还意识到，历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中华民族和大宋王朝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紧要关头，如果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能够冲破垄断阶层与陈旧观念的重重阻挠，就会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就会迎来经济初步繁荣的新时代，不仅会实现富国强兵的首要目标，还能完成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脱胎换骨的大变革。反之，如果改革失败，中华民族与大宋王朝就会迅速衰败下去，非但不能发展壮大，恐怕连生存都无法保证。在四夷强盛、国势日衰的情况下，单纯的保守是根本守不住的，只能是迎难而上，知难而进。
在敌我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弱小的一方要想取得胜利，一要靠谋略，二要靠勇气。两军相遇勇者胜，勇气往往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法宝。王安石在这方面确实表现出了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面对重重压力，面对保守派气势汹汹的围攻，他如同中流砥柱，巍然屹立，使得改革的战车战胜重重阻挠，坚决向前。
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保守派是极为顽固的，想让他们支持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是根本行不通的。假如对保守派妥协退让，谋求他们的允许，改革也就不再是改革了，只能成为不疼不痒的小打小闹，起不到任何作用，最终会走向失败和流产。保守派也绝对不会因为改革派的退让而将心比心，各退半步，他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