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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日本轰炸机也都是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而这种战术方式，竟然来自美国的空军教科书。陈纳德早期在美国当空军教官时，坚持轰炸机必须以战斗机护航的理念，在空军中备受排挤，军事生涯也变得十分黯淡。那时节美国陆军、海军的高级将领，如阿诺德将军等等，和意大利军事家杜赫一样，宣扬“轰炸机至高无上”论。他们都是极端的轰炸机崇拜者，固执地以为，轰炸机不需护航。杜赫的书，甚至成了军中的战术《圣经》。甚至到了1943年，美国还用没有护航的重型轰炸机群袭击德国，结果被德军战机撕成碎片。这一年，美军才意识到无护航的轰炸是何等的苍白无力。
而陈纳德初到中国任空军全权参谋，反而使他的理论有腾挪的余地，年轻的空军健儿实践他的理论游刃有余，所以日军最初吃了大亏。很快，他们就停止了无护航的轰炸行动。而且日本人迅速改进了他们的轻型战斗机，获得难以置信的灵敏性，开始横扫太平洋，处处报捷。很快，中国空军走到了尽头，因为整体的薄弱，那些出类拔萃的飞行员纷纷战死疆场。
这样的情况，直到飞虎队1941年正式来华参战以后才扭转颓势。
到了20世纪的末叶，战斗机达至极为先进的阶段，像美国的猛禽战斗机，欧洲的台风战斗机，都是新一代空军非常珍爱的战术武器。武器的换代已到了如此的地步，但在战略上，陈纳德当年的心曲，仍不失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受损惨重，在战力未能恢复前，先行对日加强潜艇作战，效法德国加诸盟国舰只的战术。
抗战前期空战有时很激烈，但日本常占优势，主要是因其飞机性能优越，尤其以攻击战斗机零式机为最著名，此机航程远，动作灵活，有“空中霸王”之称。零式以前有九六式，轰炸机则多由台湾为基地之日本海军陆上飞机为主。不但我国空军原有的飞机性能不及，即使俄国飞机亦不如，因此空战时日本飞机屡占上风。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14）
从1943年起，在所罗门海上不少据点的守军，已中断了补给。经过了中途岛、珊瑚海、所罗门海历次海空战役之后，日军的空中优势己渐丧失，海上的船舰更易遭致美机的攻击，海上运输益形困难。
1944年，麦帅部队于菲律宾登陆作战时，日军海上的运输，已到了瘫痪地步。由中国东北调来增援的关东军，一个精锐的“玉师团”，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船只输送，改用火车从铁路输送上海，再以船只转道而来，这一费事的作业，实非日本人所愿。总之当时日本用于运输的船只，已被击沉了十之七八。对华南、南亚一片广阔战场守军的补给，非赖中国大陆上的铁路系统不可。
据余裕宗《死亡任务——轰炸黄河铁桥惊魂记》记述，中美混合空军担任轰炸黄河铁桥。
平汉铁路上的黄河大铁桥位于河南郑州北面，这座铁桥，是衔接铁路南北两段唯一的大桥，在日军运输上重要无比，盟军视它为战场上一条盲肠，为害太大，非尽速设法去之不可。
先以轰炸机高空轰炸几次，惜乎收效不大。仅将桥架或桥面炸毁，不久后日军就可修复，因此必须将主要桥墩炸毁。
经过参谋作业与部队长商议临时改派别人。作战参谋杨锦鸿上尉与飞行员黄润和中尉，二人都是美国华侨，事先征询陈锡铭是否愿意担任一次艰巨任务。
1945年春出任务。战术依据是头一年美国第五航空队的战术经验。空军的B…25型机出现，B…25型机先以炽烈的火力施行低空扫射，降到几乎掠及海面的高度，到了目标之前才投下炸弹。此时投下的炸弹除可直接命中舰只之外，亦可由海面跳飞击中舰舷。炸弹上装置五秒的延期信管，让飞机在炸弹爆炸之前，有充分的时间离开目标。当飞离目标的同时，机尾与机腰那三四门小钢炮仍然可继续扫射，等于以压制的火力掩护本身的飞机脱离。
这一攻击法，当时把木村少将吓得目瞪口呆，这批十二架B…25机从远处海面超低空扑来，初时舰上的人原以为是一种鱼雷轰炸机，当即开始转向闪避，骤见发自机上的枪弹纷纷向船上的甲板猛烈射来，投下炸弹17枚，竟有半数命中。相继而来的密集扫射，向舷侧投掷跳弹攻击，这批飞机投下的20枚炸弹，有11枚命中，船舰被击中后大都沉没了。橡皮艇上逃生的日军，都先后被扫射，无一幸免。
至于装有一门75毫米口径加农炮的B…25H型机，它的威力除有上述一切火力，更是坦克战车与小型船舰的克星。一辆战车被它直接击中，准是凶多吉少。飞机上有这种笨重火器，可能是空前绝后了。当初有此设计，可能专用来对付日本的船只。所以到了战争末期，日本在海上的船只已不多，这门大炮多已卸除，减轻飞机重量，可多载炸弹。3月9日上午9时，在西安机场的作战室被派遣出任务的空勤人员齐集在一起听候由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从昆明派来的老美参谋，亲自带命令至西安机场下达。
极细微处见不堪：可悲的参谋作业
1945年9月，中国接受日军投降，成为历史性镜头，象征历史的重大转折。在南京受降之前，尚有芷江受降。它是中日停战后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目的正是为南京受降做准备。
盟军方面的代表萧毅肃居中，左为冷欣中将，右为美军中国战区作战司令部参谋长巴特勒准将。日方代表是今井武夫，为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使节。今井武夫，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长期在日本军参谋本部中国科工作，抗战爆发后，参与策划成立汪伪政府。后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第二课课长、上海陆军部高级部长等职。战争后期任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襄助冈村宁次。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15）
今井武夫证明，中国方面待他如真诚朋友，而不像对待战败国的将领。其中高参钮先铭少将态度谦恭，意在防止日军使节自杀。其余高参，以蔡文治为首，都对日本方面“表示深切的谅解”，“始终以武士道道德相待”。温暖、温厚、温情，怎一个温字了得！
更奇怪的是，参谋次长冷欣中将，他因为即将进驻南京，便在芷江会谈中，率先提出的，竟是要求日军以书面文件保证其安全。今井武夫先是吃了一惊，既而感到荒唐：以战胜国的高级将领，竟向战败国的使节要求安全保证，既无意义又不自然，甚至滑稽。今井武夫就说，“这种文件没有价值和必要，日军恭候阁下光临”。（《今井武夫*》，中国文史出版社）多番解释，婉言劝慰，哪知冷欣还不罢休，“无论如何希望提供书面保证”。今井武夫当时心里嘀咕，以为国军八年中对强大的日军一直心怀畏惧，胜利并非自己取得，而是在盟军的鼎力襄助之下才侥幸名列战胜国之一。最后反复要求多次，竟达成：回南京后当以无线电代替书面保证。
就后来读史者观之，冷欣的这种表现，一方面有大局的影响，如今井所说，胜利来得侥幸，所以没有荣誉感。一方面呢，也有他个人的性格因素在作祟。小而言之，个人胆气萎缩，与高级军官身份及战胜国使节身份不符。大而言之，影响国际观瞻，降低政府威信，贻笑大方。再说八年以来，一线部队浴血鏖战，矢勤矢勇，精忠惨烈，流无量颈血，死无数生命，而赢得惨胜的曙光，结果在谈判桌上，高级参谋人员是如此的瑟缩胆怯；而大城市泛起的沉渣以不同的番号前往接收，浑水摸鱼，掠夺财产，遂使国民政府威信一落千丈，频露失败的先兆。
当时，何应钦手下的高参，似乎都对日军过分客气，以致对方陡生疑窦，继而鄙视。假如当时调用前线战将，如邱清泉、胡琏等人如何呢？虽说职各有其司，以其强悍、以其学识，以其风度甚至脾气胆气，足以圆满应付，而予国人荣誉感，而予敌方信服感。而实际上，中方列席谈判的人员中，尚有汤恩伯、张发奎、王耀武、郑洞国、杜聿明、廖耀湘、张雪中、吴奇伟等高级战将，不过他们似乎没有发表个人意见的空间。冷欣的做派，在他们心中究作何种感受，只有天晓得。
反观当时盟军的代表——美军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