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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中国文化史（2）（）
古有德号地号之别（见礼记月令疏引服虔说），＇服虔云：“自少暤以上，天子之号以其德，百官之号以其征。自颛顼以来，天子之号以其地，百官之号以其事。”＇三皇皆德号，可见言古史而取三皇，系用以代表社会进化之重要现象。至五帝则代表政治系统之意多矣。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又与炎帝战于阪泉。他书或只载其一。＇大戴礼记五帝德只有与炎帝战于阪泉之文，而贾子益壤曰：“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制不定曰：“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尤可见此二事实一。＇神农（炎帝）姜姓，蚩尤亦姜姓，涿鹿、阪泉，释者皆以为一地。＇阪泉，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在上谷。又引张晏云：涿鹿在上谷。此虽因汉世县名附会，然可证其为一地也无疑。＇故或谓阪泉、涿鹿之战，实一事。炎帝、蚩尤即一人，其说似是。涿鹿释者或谓在涿郡（今河北涿县），＇服虔说＇或谓在上谷涿鹿县（今察哈尔涿鹿县）。盖因汉世地名附会，不足据。太平御览州群部载帝王世系引世本，谓涿鹿在彭城，则今江苏铜山县也。＇战国策魏策云：“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起；禹攻三苗，而东夷之兵不至。”此为涿鹿在东方之明证。史记集解又引皇览，谓蚩尤冢在寿张（后汉县，今山东东平县），其肩髀冢在钜野（汉县，今山东钜野县），亦距彭城不远也。＇
大戴礼记史记又言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常璩华阳国志以江水为金沙江，若水为鸦龙江。郦道元水经注因之。此大非。其实古江为南方之水之通称。若水，王筠说：古桑字作囗，亦可作囗，作囗（加囗以象根）。楚辞之若木，即桑木＇楚辞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见所著说文释例）其说极通。故青阳，昌意所居，亦当在东方也。尧都据世本亦在彭城。＇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谓“尧之都后迁涿鹿，世本谓在彭城”。＇而孟子称舜为东夷之人（离娄下），故五帝踪迹，皆在东方，至夏乃居于河、洛流域，见楚辞（天问），周书（度邑）等皆然。＇周书度邑解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盖尧遭洪水，使禹治之，用力虽勤，而沈灾实未能澹，自禹以后，我族乃渐次西迁。自伊、洛渡河，即为汾、浍之域。唐、虞、夏支庶，盖有分徙于是者。＇
商又兴于东方，其始祖契封于商。旧说在今陕西商县。＇书伪孔传疏曰：“商颂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郑玄云：契本封商，国在大华之阳。皇甫谧云：今上洛商是也。”上洛商即今陕西商县。＇似不如谓在河南商邱之确。＇左传襄公九年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曰：“汤以为号。”又书序王肃注云：“契孙相土居商丘，故汤因以为国号。”左氏襄公九年疏引释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伪孔、杜预，多同王肃，然则汤誓伪孔传谓“契始封商，汤遂以为天下号”者，意亦不谓其在大华之阳，乃疏强分商与商丘为两地，转谓伪孔、杜预之说，同于郑玄，实郑玄之说非，而伪孔、杜预之说为实也。商丘即今河南商邱。＇又居蕃（世本），＇世本曰：“契居蕃。”＇王国维说：即汉之蕃县（今山东滕县），＇见所著观堂集林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古人率以当时地名述古事。世本战国时书，汉地名于战国为近，此说似可信。汤居亳，汉京兆杜县有亳亭。然汤所居，孟子而外作薄，恐孟子所用乃借字。＇管子地数轻重甲荀子议兵吕览具备墨子非攻下篇皆作薄。惟非命上篇及孟子作亳，说文亳字下不言汤所都。然史记六国表以“汤起于亳”，与“禹兴于西羌，周以丰镐伐殷，秦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并言，则汉人久混薄、亳一。故纬候有“天乙在亳，东观于洛”之文。＇汉薄县，在今河南夏邑永城县境。汤破桀于鸣条，地不可考。孟子言舜卒于鸣条，为东夷之人，则亦当在东方。＇吕览简选篇曰：“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战于郕，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郕，见春秋隐公五年，公羊作成，今山东宁阳县。淮南子修务训曰：“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荀子解蔽篇曰：“桀死于亭山。”巢门者南巢之门，亭、历声之转，后人以春秋时地名释之，谓南巢为今安徽巢县，历山在和县，实不然。历山疑即舜耕处，仍在今山东境内。由此二地观之，鸣条盖亦在山东也。＇古书多言桀与东夷之交涉，盖桀之势力东展，乃与汤起冲突也。然汤胜桀后居偃师（河南今县），仍在河洛流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汤受命而王，作官邑于下洛之阳。”盖即偃师之地。＇
周又兴于西方，后稷封邰，＇史记周本纪：“封弃于邰，号曰后稷。”＇旧说今陕西武功县。公刘居豳，＇按史记曰：“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则公刘尚未居豳。史记刘敬列传匈奴列传诗毛传皆言公刘居豳者，乃约略之辞。＇今邠县，大王迁岐，今岐山县。至文王居丰，武王居镐，在今长安境内。＇史记集解：“徐广曰：丰在京兆鄠县东，有灵台。镐在上林昆明北，有镐池。去丰二十五里，皆在长安南数十里。”＇为自西而东。近人钱穆作西周地理考，谓周自今山西西南部汾水流域入渭水流域，于发展形势亦合。＇西周地理考谓邰即台骀之地。左氏昭公元年，言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台骆，“宜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水经涑水注：涑水兼称洮水。是台骀居汾、涑之域也。左氏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骆、芮、岐、毕，吾西土也。”御览引隋图经：“稷山，在绛郡（今山西稷山县），后稷播百谷于此。”水经注：山西去介山五十里（介山，在今山西荣河县北）。周书度邑：武王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即邠，亦即豳。然则公刘旧邑，实在山西；大王逾梁山，当在今韩城；岐山亦当距梁山不远也。案，虞、夏之间，吾族西迁河、洛，更渡河而入河东。山西之地，三面皆山，惟自蒲津渡河入渭域为平坦，钱氏之言，衡以地理情势，固无不合矣。＇要之，不论何说，周之根据地，总较夏又展向西北。
此事于汉族之发展，关系殊大。盖东南水利较饶，西北地较瘠，人力奋而文明进展矣。＇地理气候较优，无所需人力之地，及地理气候过劣，尽人力而无所得之地，文化皆不易发展。文化进展最宜者，乃为人力尽而有所获，生计无乏之地。西北较瘠之区，盖正合此条件也。＇沟洫之制，发达于北方。周官遂人、匠人，言沟洫之制甚详。＇又用铜东南较西北为发达（战国时，楚与吴、越，皆以兵器著名。古兵器用铜）。＇浙江杭县之古荡，发掘得有孔石斧，似用铁器旋入，又多石英器，质坚，非金属不能穿凿，则已在石铜兼用之期。虽时代尚难推断，然南方之用铜，必尚在黄帝之先，古书皆言蚩尤制兵，盖亦受之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