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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瓦廖夫到他家时，他正伸着懒腰，喉咙里哈哧一声，说道：“哎呀，要能睡上两小时那才美哩！”所以可以预见到，八等文官的到来是多么不合时宜。分局长是一切艺术品和手工织物的热心奖励人，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国家发行的纸币。“这玩意儿，”他通常这样说，“世上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了：它不吃不喝，不占多少地方，口袋里总搁得下，掉在地上也摔不破。”
分局长相当冷漠地接待科瓦廖夫，说：饭后不是办案的时间，又说，造物主早有规定，饭后要稍事休息（从这句话里八等文官可以知道，这位警察分局长对古代先哲的至理名言倒不是一无所知的），还说正派人的鼻子是不会叫人割掉的，这世上形形*的少校可多啦，他们连一身干净的衬衣裤都没有，就知道成天在那些乌七八糟的地方鬼混！
此话可谓一针见血！须要指出的是，科瓦廖夫这人心胸狭窄。如果别人说他什么不是，他倒还能原谅，可是如果事关官阶或职位，那他是绝不含糊的。他甚至认为，在上演的戏剧里，有损尉官的台词可以睁一眼闭一眼放过去，但对校官的攻击是无论如何不许可的。分局长的态度使他万分狼狈，他一甩头，两手一摊，神色庄重地声明：“老实说，听了您这番侮辱人的指责，我已经无话可说”立即扭头就走。
他拖着软弱无力的双腿回到家里。这时已经暮色四合。经过一整天无谓的奔波之后，他觉得连寓所也显得凄凉，令人厌恶。走进前厅，他看到仆人伊凡正仰面躺在污迹斑斑的皮沙发上，不时用口水吐天花板，而且每回都相当准地吐在同一个地方。这家伙的自在劲儿真把他气疯了，他甩帽抽他的脑门，骂道：“你这蠢猪，尽干傻事！”
伊凡霍地跳起来，慌忙替主人脱下外套。
进了自己的房间，浑身无力、满面愁容的少校急忙坐进圈椅里，叹了几口气才说：
“天哪！天哪！怎么会这么倒霉呢？哪怕我断了胳膊断了腿，那也好些；哪怕没有耳朵，虽然难看，不过还可以凑合，可是人没有鼻子——鬼知道像什么东西：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种丑八怪只配扔到窗外去！这鼻子如果是在战争中或者在决斗中被子弹打飞的，或者是我自己不小心弄掉的，这些都还好说；可它丢得不明不白，毫无意义，一钱不值呀丢了鼻子，这不可能呀，”他寻思片刻又说，“真是不可思议，鼻子怎么会丢了呢；怎么说也难以置信。我莫不是在做梦，或者这仅仅是一种幻觉；有可能我弄错了，把理发后用来擦下巴的伏特加当白开水喝了。准是伊凡这笨蛋没有把酒拿走，我就抓过来喝光了。”
为了证实他没有喝醉，少校使劲拧了自己一把，疼得他失声尖叫起来。这疼痛使他深信不疑，他的言行举止都是清醒的。他又悄悄走到镜子跟前，先是眯起眼睛，默默想着没准鼻子就在原来的地方，但随即他踉跄而退，说道：
“好一副丑模样！”
这事的确令人费解。要说丢失一颗纽扣，一把银勺，一块怀表或是别的什么东西，那倒也罢了；可就是丢了鼻子，谁该倒霉呢？何况还是在自己屋里科瓦廖夫少校把各种情况联系起来细细琢磨，认为最合乎情理的，恐怕不是别人，而是硬要把女儿嫁给他的校官夫人波德托奇娜的罪责了。他本人倒是喜欢向她的女儿献献殷勤，但竭力避免最终的定局。当校官夫人有一天直截了当告诉他，说她要把女儿嫁给他时，他就悄悄溜之大吉，冠冕堂皇地推说什么他还年轻，他还得服役四五年，他恐怕要到四十二岁再成婚等等。因此校官夫人准是出于报复，拿定主意要给他毁容，雇了巫婆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无论如何不能设想，鼻子会被人割掉：谁也没有进过他的房间呀；理发师伊凡雅科夫列维奇是星期三给他刮的脸，星期三这一天，甚至星期四这一天，他的鼻子还在——这一点他记得很清楚；况且，如果真有人割鼻子，他应该感到疼才对，另外，毫无疑问，伤口不可能好得这么快，变得像薄饼一样光溜。他暗自在脑子里筹划种种计划：依法对校官夫人提出起诉，或者亲自去找她，当面揭露她的阴谋。但他的思路被从门缝里漏进来的灯光打断了，这灯光告诉他，伊凡已在前厅里点上蜡烛。不一会儿，伊凡进来了，拿在胸前的蜡烛照亮了整个房间。科瓦廖夫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抓起手帕，捂住昨天还有鼻子的地方，千万别让这蠢东西看到老爷这副怪模样，吓得他目瞪口呆。
伊凡还没有回到他那狗窝似的陋室，就听到前厅里有个陌生人在问：
“八等文官科瓦廖夫住在这儿吗？”
“请进，科瓦廖夫少校就住这儿，”科瓦廖夫说着赶紧跑过去开门。
走进来一位仪表堂堂、络腮胡子不淡也不黑，脸蛋胖胖的警官。他正是开始时站在伊萨基辅桥头的那位地段警长。
“是您丢失了自己的鼻子吧？”
“正是。”
“它现在被找到了。”
“您说什么？”科瓦廖夫少校喊道。他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出神地望着站在面前的警长，在他的厚嘴唇上和胖脸蛋上亮晃晃地闪烁着跳动的烛光，“怎么找着的？”
“这事很蹊跷：他几乎是在路上被截住的。他已经坐上了公共马车，想动身去里加。护照早就办成了，用的是一位官员的名字。奇怪的是，起初我还把他当成一位绅士哩。不过幸好我戴着眼镜，我立即看出，这是一个鼻子。要知道我眼睛近视，如果您站在我面前，我只能看到您的脸，至于鼻子胡子什么的就一概看不清了。我的丈母娘，也就是我老婆她妈，也是个睁眼瞎。”
科瓦廖夫喜出望外了。
“它在哪儿？哪儿？我立即去一趟。”
“别着急。我知道您需要它，所以我把它带来了。奇怪的是，这事的主谋是住在升天大街的骗子理发师，他现在已经在大牢里蹲着了。我早就怀疑他酗酒、偷盗，前天还抄走了一家小铺的一打纽扣哩。您的鼻子跟原来的完全一样。”
说到这里，警长伸手从口袋里掏出布包着的鼻子。
“是呀，就是它，”科瓦廖夫叫，“就是它！请赏光今天跟我一道喝杯茶吧。”
“我以为这是十分愉快的事，但恕我不能奉陪：我从这里还得去一趟疯人院眼下各种食品的价格涨得飞快。我家里还养着丈母娘，也就是我老婆她妈，还有好几个孩子；大儿子看来大有希望：这孩子特别聪明，可是家里却没有余钱供他上学。”
科瓦廖夫心领神会，急忙抓起桌上的一张红票子面值十卢布的纸币。塞到警长手里。对方并脚行礼，走出大门。几乎同时，科瓦廖夫就听到他在大街上的怒喝声，他用耳光开导一个笨手笨脚的庄稼汉，因为后者把大车赶到人行道上来了。
八等文官在警长走后的几分钟里一直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又过了几分钟他才回过神来，能看到东西并恢复了感觉：这出乎意外的喜讯竟使他一时晕眩了。他小心翼翼地把找回的鼻子捧在手心窝里，又一次仔仔细细地辨认了一番。
“就是它！当真就是它！”科瓦廖夫少校说。“瞧，左边还有一颗昨天冒出来的小疙瘩哩。”少校高兴得差点笑出声来。
但世上没有经久不衰的东西，所以这份快乐到了第二分钟就不如先前那样强烈；到了第三分钟就更加微弱，最后竟不知不觉融入了平常的心境中，正如一颗小石子激起的涟漪最终变成平静的水面一样。科瓦廖夫开始沉思，最后明白事情远没有了结：鼻子是找到了，但还须把它贴上去，让它复归原位才行。
“要是它贴不上怎么办？”
一想到他给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少校顿时变了脸色。
怀着莫名其妙的恐惧他冲到桌子跟前，把镜子挪到眼前，唯恐把鼻子贴歪了。他的手在哆嗦。他小心翼翼、郑重其事地把它按在原来的地方。哦，真可怕！鼻子粘不住他把它拿到嘴边，哈口气让它暖和一下，又把它贴到两颊之间那块平整光溜的地方，可是怎么摆弄鼻子总也挂不住。
“喂！喂喂！爬上去呀，混账东西！”他对鼻子说。但鼻子像是木头做的，掉到桌上时发出木塞子那样的古怪声音。少校的脸抽搐着扭歪了，“难道它长不上了？”他惊恐地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