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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啐掉烟头，开始叫喊。叫喊几声总觉得好受些，不过得大喊大叫；叫喊叫喊真好，我发了狂似地叫着喊着。有人俯身观察我的情况，我还是不睁开眼睛；我感到一个陌生人的呼吸的热浪，它散发着难闻的烟草和蒜头的气味，一个声音平静地问道：“怎么啦？”
“给点喝的！”我说，“再来支烟，在上口袋里。”
有人在我的口袋里摸着，又划了根火柴，把点着的烟塞到我的嘴里。
“我们在哪儿？”我问道。
“本多夫德国一城市名，位于西德。”
“谢谢！”我说完就吸起烟来。
看来我当真是在本多夫，那么说就是到家了，要不是高烧发得这么厉害，我就可以肯定自己正待在一所文科中学里——肯定是一所学校。在楼下时，不是有人在喊“其他人抬到美术教室去”吗？我属于“其他人”，我还活着；显然，“其他人”就是指这些活着的人。那么，这里就是美术教室。要是我能听得真切，为什么我不好好地看看呢？那样就可以肯定了。我确实认出了恺撒、西赛罗、马可奥里略，只有在文科中学里才有这些；我不相信，在别的学校的走廊里也会靠墙摆上这三个家伙。
他终于给我拿水来了，我又闻到他呼出的一股蒜头加烟草的混合味儿，我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这是一张疲惫苍老的脸，没有刮胡子，身上穿着消防队的制服。他用衰老的声音轻轻地说：“喝吧，兄弟！”
我喝着，这是水，水有多么甜美。我的嘴唇触到炊具了，觉得是金属做的。想到还会有好些水要涌进我的喉咙里去，这是一种多么舒服的感觉啊！可是那个消防队员从我的嘴边把炊具拿走了。他走开了。我喊叫起来，但他头也不回，只是困倦地耸耸肩膀，自管自走开去。躺在我旁边的一个人冷静地说：“吼也没用，他们没有水了；城市在燃烧，你也看得见的。”
透过遮光窗帷，我看见了熊熊大火。黑色的窗帷外，夜空里红光和黑烟交织，就像添上新煤的炉子。我看见了：是的，城市在燃烧。
“这个城叫什么名字？”我问这位躺在我旁边的人。
“本多夫。”他回答道。
“谢谢！”
我注视着面前的这排窗户，又不时望望屋顶。屋顶依然完好无损，洁白光滑，四边镶着细长的拟古典式的胶泥花纹。但是所有学校美术教室的屋顶都有这种拟古典花纹的，至少，在像样的老牌文科中学里是如此。这是很清楚的。
现在必须承认，我正躺在本多夫一所文科中学的美术教室里。本多夫有三所文科中学：腓特烈大帝中学，阿尔贝图斯中学，但这最后的一所，第三所，也许用不着我讲，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中学。在腓特烈大帝中学的楼梯间里，老弗里茨像难道不是特别华丽、特别大吗？我在这所中学读过八年书。那么，在其他学校里，为什么不能在同样的地点也挂上这张像呢？而且也这么清晰、显眼，你一登上二楼，它就立即映入眼帘。
现在，我听见外面重炮在轰鸣。要没有炮声，周围几乎一片沉寂；只听见偶尔传来大火的吞噬声，以及黑暗中什么地方山墙倒塌的巨响。炮声均匀而有节奏。我在想：多出色的炮队啊！我知道，炮声通常也是这样的，但我还是这么想。我的上帝，多么令人宽慰，令人惬意的炮声，深沉而又粗犷，如同柔和而近于优雅的管风琴声。它无论如何也是高雅的。我觉得大炮即使在轰鸣时，也是高雅的。炮声听起来也是那么高雅，确实是图画书里打仗的模样接着我想到，假如再有一座阵亡将士纪念碑落成，碑顶竖着更大的金色铁十字，并装饰着更大的月桂花环石雕，那么又该有多少人的名字要刻上去啊！我突然想到：倘若我果真是在母校，那么我的名字也将刻到石碑上去；在校史上，我的名字后面将写着：“由学校上战场，为而阵亡。”
可是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否当真回到了母校。我现在无论如何要把这一点弄清楚。阵亡战士纪念碑并无特色，也毫不引人注目，到处都一样，都是按一种格式成批生产的，是的，需要时，随便从哪个中心点都可以领到
我环顾这间宽大的美术教室，可是图画都被人取下来了，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凳子，像一般的美术教室那样，为了使室内光线充足，这里有一排窄长的高窗户。从这些凳子和高窗户上能看出什么来呢？我什么也回忆不起来。如果我在这个小天地里待过，我能不回忆起什么来吗？因为这是我八年来学习画花瓶和练习写各种字体的地方，有细长精致的罗马玻璃花瓶出色的复制品，它们由美术教师陈放在教室前面的架子上，还有各种字体：圆体、拉丁印刷体、罗马体、意大利体。在学校所有的课程中，我最讨厌这门课了。我百无聊赖地度过这些时光，没有一次我能把花瓶画得像样，能把字描好。面对这回音沉闷而单调的四壁，我所诅咒的，我所憎恶的又在哪里呢？我回想不起什么来，于是默默地摇摇头。
那时，我用橡皮擦了又擦，把铅笔削了又削，擦呀削呀我什么也回想不起来
我记不清是怎么受伤的；我只知道我的胳膊不听使唤了，右腿也动不了了，只有左腿还能动弹一下。我想，他们大概把我的胳膊捆在身上了，捆得这么紧，使我动弹不得。
我把第二个烟头啐了出去，落到干草垫之间的过道里。我试着要活动活动胳膊，可是疼得我禁不住要叫喊起来。我又叫喊开了，喊一喊就舒服多了。另外我也很生气，因为我的胳膊不能动弹了。
医生来到我跟前，摘下眼镜，眯着眼睛注视着我，他一句话也没说。他背后站着那个给过我水喝的消防队员。他和医生耳语了一阵，医生又把眼镜戴上，于是我清楚地看见了他那双在厚眼镜片后面瞳孔微微转动着的大眼睛。他久久地注视着我，看得这么久，使我不得不把视线移到别的地方去，这时他轻声地说：“等一会儿，马上就轮到您了”
然后，他们把躺在我旁边的那个人抬了起来，送到木板后面去；我目送着他们。他们已把木板拉开，横放着，墙和木板之间挂着一条床单，木板后面灯光刺眼
什么也听不见，直到床单又被拉开，躺在我旁边的那个人被抬了出来；抬担架的人面容疲倦、冷漠，步履蹒跚地抬着他朝门口走去。
我又闭上眼睛想，“你一定要弄清楚，到底受了什么伤；另外，你现在是不是就在自己的母校里。”
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冷漠、如此无情，仿佛他们抬着我穿过一座死城博物馆，穿过一个与我无关的、我所陌生的世界，虽然我的眼睛认出了这些东西，但这只是我的眼睛。这是不可能的事：三个月前我还坐在这里，画花瓶，描字，休息时带上我的果酱黄油面包下楼去，经过尼采、赫耳墨斯、多哥、恺撒、西赛罗、马可奥里略等人的画像前，再慢慢地走到楼下挂着美狄亚的过道里，然后到门房比尔格勒那里去，在他那间昏暗的小屋里喝牛奶，甚至可以冒险地抽支烟，尽管这是被禁止的。这怎么可能呢？他们一定把躺在我旁边的那个人抬到楼下放死人的地方去了。也许那些死人就躺在比尔格勒那间灰蒙蒙的小屋里，这间小屋曾散发着热牛奶的香味、尘土味和比尔格勒劣等烟草的气味
抬担架的终于又进来了，这回他们要把我抬到木板后面去。现在我又被摇晃着抬过门口了，在这一刹那间，我看到了肯定会看到的东西：当这所学校还叫托马斯中学的时候，门上曾经挂过一个十字架，后来他们把十字架拿走了，墙上却留下了清新的、棕色痕迹，十字形，印痕深而清晰，比原来那个旧的、浅色的小十字架更为醒目；这个十字印痕干净而美丽地留在褪了色的粉墙上。当时，他们在盛怒之下把墙重新刷了一遍，但无济于事，粉刷匠没有把颜色选对，整面墙刷成了玫瑰色的，而十字呈棕色，依旧清晰可见。他们咒骂了一阵，但也无济于事，棕色的十字仍清晰地留在玫瑰色的墙上。我想，他们准是把涂料的经费都用完了，因此再尤计可施。十字还留在这里，假如再仔细地看看，还可以在右边的横梁上看到一道明显的斜痕，这是多年来挂黄杨树枝的地方。那是门房比尔格勒夹上去的，那时还允许在学校里挂十字架
当我被抬过这扇门，来到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