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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奉命后，效仿湘军军制，将安徽地方团练和湘军若干部合并，组成淮军。太平军进逼苏南后，避难上海的官绅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命李鸿章率淮军沿江而下，在上海登陆，对太平军形成合击之势。李鸿章进入上海后，接触驻守上海的欧美军人，渐生以西式军械装备淮军的愿望。李鸿章以海关收入购买、制造西式军械，并聘请欧美军官传习西式操法，由此将淮军训练成一支半职业化的近代军队。自此淮军很快跃升为勇营之翘楚，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诸次战役中居功至伟。
攻陷南京后，曾国藩解散了大部分已经渐染会党习气的湘军，以恢复和平的帝国政治秩序。新兴的淮军后来居上，取代了湘军的地位，并成为镇压捻军的主要军事力量。此后淮军分驻各地，事实上已经成为清朝最重要的军队，李鸿章以淮军首领的身份，自然深为清朝廷倚重。此后，李鸿章历任各地总督，并被朝廷委以参赞中枢政务的重任。督抚地方时，李鸿章为装备、训练淮军，开设了一系列的兵工厂、辅助民用工厂和学校。赞理朝政时，李鸿章则坚持与各国和平往来，甚至不惜妥协退让，也不主张以贫弱的军力、国力孤注一掷。
李鸿章以其办理洋务的经验，同时参考欧美顾问或留学生的意见，渐渐了解到自己努力的局限。但是如果更有效的变革意味着动摇帝国政治秩序，李鸿章本人尚无如此决然的准备，更遑论说服更保守的皇室、朝廷。身为深受传统熏陶的官员，李鸿章依然钟情于传统的理想以及保卫这种理想的帝国政治。故而他努力利用传统中一切可能的革新来挽救传统，同时尽量避免两者的冲突。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保守派以为革新必将毁弃传统，而变法派相信革新将挽救一切，在两者的进逼下，李鸿章竭力避免的近乎崩溃的局面终于来临。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其先本许姓。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道员：俗称“道台”，官名，省之下、府县以上的地方官员。花翎：清代官帽上装饰的孔雀羽毛。最初只有王公大臣可以赏戴，自咸丰朝开始赏赐渐多。有单眼、二眼、三眼之别。“眼”是孔雀毛上的环状花纹］。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藩于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
十一年，国藩既克安庆［指1861年，曾国藩攻占太平军占领的安庆］，谋大举东伐。会江苏缺帅，奏荐鸿章可大用，江、浙士绅亦来乞师。同治元年，遂命鸿章召募淮勇七千人，率旧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曾军将程学启，湘军将郭松林，霆军将杨鼎勋，以行。又奏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檄弟鹤章总全军营务。时沿江贼屯林立，乃赁西国汽舟八，穿贼道二千余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外国人见其衣装朴陋，辄笑之，鸿章曰：“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旋诏署江苏巡抚。
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指1873年，李鸿章以直隶总督身份授大学士。但按清制，相权一直在军机处。］。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思以西国新法导中国以求自强，先急兵备，尤加意育才。初，与国藩合疏选幼童送往美国就学，岁百二十人。期以二十年学成岁归为国效用，乃未及终学而中辍。鸿章争之不能得，随分遣生徒至英、德、法诸国留学。及建海军，将校尽取才诸生中。初在上海奏设外国学馆，及莅天津，奏设武备海陆军，又各立学堂，是为中国讲求兵学之始。尝议制造轮船，疏言：“西人专恃其炮轮之精利，横行中土。于此而曰攘夷，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苟安目前，遂有停止轮船之议。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无自强之一日矣。”
光绪元年，台湾事变［台湾事变：指1875年，日本侵略台湾］，王大臣奏筹善后海防六策。鸿章议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事，主客之形，皆适相埒［相埒：等同，相等］，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虽欲振奋而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煤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初，鸿章办海防，政府岁给四百万。其后不能照拨，而户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鸿章虽屡言，而事权不属，盖终不能竟厥功焉。
初，鸿章筹海防十余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至是：指日本侵略朝鲜，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七月，回京，入阁办事。
十二月，俄皇加冕，充专使致贺，兼聘德、法、英、美诸国。二十二年正月，陛辞，上念垂老远行，命其子经方、经述侍行。外人夙仰鸿章威望，所至礼遇逾等，至称为东方毕士马克［毕士马克：即德国首相俾斯麦］。与俄议新约，由俄使经总署订定，世传“中俄密约”。七阅月，回京复命。两宫召见，慰劳有加，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十月，出督两广。二十六年，赏用方龙补服。拳匪肇乱，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两宫西狩：指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诏鸿章入朝，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督直隶，有“此行为安危存亡所系，勉为其难”之语。鸿章闻警兼程进，先以兵剿畿甸匪，孑身入京，左右前后皆敌军，日与其使臣将帅争盟约，卒定和约十二款［和约：即辛丑条约。
］。二十七年七月，讲成，相率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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