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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出产了多少粮食呢？全世界10％的小麦、40％的玉米，都出产于美国，你能想象吗？美国还生产大米呢，美国的大米产量只占全球的1％。但是，请注意另外一个数字，美国大米的出口量占全球大米出口量的10％，养活了很多外国人。
我们再来看美国的人口结构，美国只有1％的农业人口。简单地说，1个美国农业人口要养活98个美国人，还要养活34个外国人。同样是这一小片土地，虽然美国土地的总规模很大，它的出产效率也是极高的。美国农业那真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都是高技术的运作，所以农田的产量大幅度地提升。结论就是，单单保护耕地面积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让资本、技术进入农田，才能够产出更多的粮食。你看，这笔账是不是也算错了？
最后，还有一笔账算错了，就是关于粮食危机的估计。前些年我看过媒体公布的一个关于中国粮食自足率的排行榜，排在末尾的是上海，只有10％。也许有人会觉得上海人民很可怜，可我的感觉正好相反，上海怎么能有10％的粮食自足率呢？这个数字不应该是0吗？上海的土地是多么值钱啊，就算是留下一部分耕地，也应该种植经济作物，比如水果、蔬菜，或者养殖鱼虾才对嘛。粮食缺口怎么解决呢？上海有的是钱，从产粮大省买就好了。从这个排行榜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规律：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它的粮食自足率就越低。
如果把这个规律放到国家层面，不也适用吗？像我们中国，要追逐经济的长足发展，难道不应该尽可能地进口粮食吗？对这个看法，很多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欧洲在追逐粮食自足，日本也在追逐这个结果，美国更是粮食出口大国，作为大国，粮食安全非常重要。
可是我们中国人口多、耕地少，粮食很可能酿成重大危机，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粮食安全的底座应该放在哪儿？难道是放在我们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国土上吗？当然应该放在全球的协作架构当中了。
产权逐步落实的总趋势不会变
在20世纪90年代做出那种判断还可以理解，那个时候我们国力很弱，还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带有一种弱者心态，怕那些强者围堵我们，不给我们进口粮食。但是2016年的中国是什么经济状况？从总量上说已是全球老二，在不远的未来，没准儿还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gdp老大。作为老大，再这么思考问题，那就不对了。
我们的粮食安全一定要建立在全球协作的基础上。现在不光是中国，全球好多发达国家都在一些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租种大量的土地，来确保自己的粮食安全。越是像中国这种人口庞大、有潜在粮食危机的国家，就越应该这么干。用一个不太好听的词形容，叫“驯化”——驯化你的协作伙伴的经济结构，把它捆绑在你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去承担你的粮食安全问题。
有人可能会问：“美国人要是围堵我们，不卖粮食给我们，我们中国人不就饿死了吗？这些小兄弟万一都让美国人拉走了呢？”
你想过美国人拿什么拉走他们吗？一定是经济上的利益。我们现在已不是穷国，一个在gdp上已经立得住的大国，如果美国人给人家利益，我们就没钱给吗？
假设中国人有的是钱，美国人就是不卖粮食给我们，那么不仅其他小国做不到，连美国的农场主可能都做不到。你只要有钱买，那些生意人定会把粮食弄到中国来卖。所以，粮食安全一定要架构在全球的协作体系上。
假设中国会断绝和外界的一切经济联络，那别说粮食了，整个国家经济都崩溃了，就不只是粮食危机的问题了。
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必须完成从弱国到强国这种心态上的切换。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罗辑思维还是一个小公司的时候，我们想做什么事就自己做了，即使要到外面找人做，也是尽可能占人家的便宜，一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我们就占点儿便宜。可是一旦变成一个中型公司的时候，我们就不这么想问题了。
今天，面对市场上那些企业协作软件的服务，一类是免费的，一类是收费的，你说我们会用哪类？当然用收费的了，甚至用收费比较贵的服务。为什么？不是我不想省下这笔钱，是收费的公司它才能存活下来。既然它已经跟我们形成了协作伙伴的关系，我们就要多给它利益，让它能单独地成长，然后去帮我们做一些我们自己做不了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架设一个更稳固的分工协作体系。越大的公司就越会具有这样的心态——我要去滋养我的环境，而不是保护我家里的哪个体系是完整的。所以中国的经济成长一定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协作体系下的，想关起门来搞任何安全举措，都是不可能的。
一旦你理解了这个逻辑就会知道，我们现在看待粮食问题的很多尺度实在是太狭窄了。比如说前两年北京有一家公司在海淀区占用了一片耕地，建了一座楼，根据现有的政策得“占补平衡”，就是你占了一片耕地，必须得补出一片面积相同的耕地。这片地补在哪儿了呢？补在延庆的山沟里。于是就有专家跳出来反对，说延庆那个地方天寒地冻的，一年作物只能熟一季，而海淀区能熟两季，所以吃了大亏。
他站在粮食产量这个尺度上看问题是对的，但是站在整个北京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笔账就错了。海淀区是什么地方？寸土寸金的地儿，建一座楼产生的财富总量，是种粮食能补得回来的吗？你既然拥有了更多的钱，拿去买粮食不就完了嘛！
再比如说，前两年北京要在顺义发展汽车行业，很多粮食专家就提出，顺义是北京的粮仓，怎么能够建工厂呢？造汽车的工厂，在土地上产生的效益是种粮食能补得回来的吗？懂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可是我们在当下的中国，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怪现象，一个居民小区已经拔地而起，可是周边还是耕地，还是菜园子。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土地配额，政府不能把周边的耕地转化成商品房建设用地。周边的农民明知道自己这片地很值钱，但就是不能把它兑现为经济收入。你放心，过不了多少年，中国政府一定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强行的政策阻隔给撤掉，然后经济不就发展了嘛！
你可能会问，罗胖你怎么这么有信心？这些大政策你三句话两句话就能把它们撤了？不是我有本事，我一呼吁中央就改政策，是这件事情它是水到渠成的。一旦认知水平改变了，决策就一定会发生变化。就像18亿亩耕地红线，如果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认知水平上，我们做出这样的决策就是对的。可是到了今天，认知已经出现了变化，所以政府的政策也会出现相应的调整。
其实，我不是想说什么耕地问题，我是想说中国经济发展真正的动因在哪儿。原来持续发展的产权逐步落实的总趋势会不会变？不会变，因为很多问题原来想是错的，现在想就是对的。随着我们生存环境的变迁，全民认知水平的提高，政府的很多政策一定会发生调整，只要产权逐步落实，就一定会推动经济发展，这个经济学上的规律不变，那么中国经济产权逐步落实的总趋势就不会逆转。
市场交易会越来越自由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趋势——市场交易逐步自由。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市场交易会不会变得越来越自由呢？在此我也表达一个乐观的预期。
当然有人会反对，说中国政府很多部门为了部门利益，会扼制经济自由。
这个现象当然有。但是你看过去30多年的总趋势，为什么总是趋向于越来越自由呢？站在2016年的节点上，我们会发现中国正在等待一个新的东西，叫“消费升级”。也就是说短缺经济、匮乏经济的时代算是全面过去了，老百姓兜里的钱越来越多，经济的总体结构会发生一次升级，这会发生什么？从产业分析上来讲，一定是经济等待开发新边疆。
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过去的经济都是满足确定的需求。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企业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生产、对应市场的需求就可以了。可是消费升级之后出现的最大变形是什么？是老百姓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不信可以回去问你爹妈，他们今年的生日礼物想要啥？老爷子、老太太一定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