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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民间祭祀的习俗与官方的祭祀典礼，不仅在动机、对象上类似，就连活动内容都非常一致。
地方祭祀风俗与官方层面的祭祀典礼相融相似，说明官民双方在信仰层面上有一致性。
这种情况是刘曜乐于见到的，也是地方主官乐于维持的。
只因为这给官与民之间沟通、互动创造的机会，有利于稳定民心，方便地方官员对百姓的统治。
凡是都有两面性，地方与官方的祭祀信仰有一致性，必然就有不一致性，甚至是冲突。
历史上城阳景王的祭祀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话说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患病，刘章及其弟刘兴居被安排入宫，与周勃、陈平当内应。
九月，吕后驾崩后，周勃掌握北军，刘章率千人入未央宫，杀丞相吕产，后因为平定吕后一族有功，受封城阳王，谥号景。
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
像这样地方性的祭祀，本来是老百姓自发的，并没有什么大碍，但后来发展失控，以至于成了被官方强力禁止的“淫祀”、“淫祠”。
具体原因在于，其负面影响不断扩大，已远远超出纯粹的民间祭祀，转变成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的祭俗，曾一度脱离了地方当局的可控范围。
史载其势盛时，“自琅琊、青州六郡，乃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造饰五二千石车，商人次第为之，立服带绶，备置官属，烹杀讴歌，纷籍连日，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
城阳景王的祭祀习俗在两汉青、齐之地比较流行，等到了东汉末年，达到了一个顶峰。
如六郡乡民“皆为立祠”，“谴问祸福立应”，求其福佑。
广立祠地、祭祀求福是民间信仰的基本传播模式和社会功能。
只是在祭祀中，“转相诳曜”，“奢侈日甚，民坐贫穷”的过分行为和结果，显然不利于民生。
又有商贾从中借势生事，“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造饰五二千石车……立服带绶，备置官属”。
仿官制行祭祀，属于僭越！
在君主专制的等级社会里，官方是不可能容忍的！
刘曜虽然是个穿越者，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但他认为僭越属于破坏规则，必须严厉打击。
此外，在汉朝政治失序、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有的民间祭俗或神灵崇拜可能会演化成民变和动乱，从而引起地方政局的动荡。
比如西汉末年，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春，关东民众聚祠西王母神，传筹西行，就曾引起一场大规模民变，震惊朝野。
东汉末年，张角“托有神灵”，聚众冲击官府，引发“黄巾大起义”，造成当时“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等。
当然，历史上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例子，大多是老百姓反抗地方腐败统治的一种表现。
百姓们不满腐败的统治，以祭祀信仰为思想武器，表达了参政意识。
若掌权者有所惊醒，对于民间舆情稍加引导，杀一批贪污腐败的地方官员，以此来安抚民心，未尝不可变地方祭祀为官方稳定民心，和治理百姓的工具、警钟。
刘曜建立万家祖庙，便是基于这个原因！
第142章 万家祖庙（）
两汉历史上，许多地方官喜欢用墓祭等形式来处理纾旱、止涝等具体的行政事务。
如东海郡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以求雨解除久旱之灾；会稽太守刑讼女而祭妇墓，以求雨；河南尹周畅身祷祭天求雨，久祷无应，畅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万余人，“应时澎雨，岁乃丰稔”。
又如东郡太守王尊与巫士一起祭祀水神河伯，“亲执丰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治理水涝。
以墓祭身祷等形式求雨纾灾，主要是安抚民心，宣扬政德，可以稳定地方。
若地方官员迷信巫术，完全将一方平安付诸虚妄的崇拜祭祀神灵上，则不但不利，反而有害于地方政治的稳定。
如东汉末年，黄巾军围攻青州，刺史焦和虽“军革尚众”，却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祷群神”，最终落得兵败身亡，边城失守。
鉴于此，政事堂要求各地官吏在利用民间祭俗治理政务时，务必要分清主次，不可被巫师牵着鼻子走。
必须明白，以经治国、礼法理政才是治理地方的核心手段，合理利用民间祭祀习俗乃是行政手段的重要补充。
政事堂之所以会明确这个行政手段的主次，主要是刘曜总结了两汉历史当中的著名理政高手之手段，发现了这些理政高手治理地方的秘密。
这个秘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们不过是把国家公法与儒家礼制结合起来，当公法与礼制不能奏效的时候，那就利用民间习俗，如此可解决大部分行政上的问题。
刘曜还发现，那些身居上位的理政大佬，在提倡“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的同时，还以追求“以教化为大务”的理念为政治圭臬。
所以，在两汉历史记载之中，那些理政高手们常用的技巧，便是“以礼入法、以礼化俗”。
这样的例子，在两汉史料里也比较普遍。
可以说，“以礼入法、以礼化俗”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性思维。
刘曜最近让程昱编写的《治政方略》，其核心思想便是“以礼入法、以礼化俗”，用朝廷法律配以伦理，再辅以民风民俗，即为治政的三大手段。
政事堂有关祭祀方面的政令，还有另外一个要求。
即对于那些与官方意志相冲突背离、有碍国计民生的民众祭祀，地方政府必须大力限制、禁绝。
除了前文提到的限禁类似城阳景王祭祀例子之外，对民众私社、私祭等民间信仰的态度也是如此。
私社，即百姓在里社官社之外，由十家、五家等自愿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一种社祭团体。
汉代历史上，在社与里分离、乡社与官社分离的大趋势下，私社得到不断发展，冲击到官社的主体地位，故受限禁。
《汉书·五行志》载有一个学界熟知的个案：“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但禁令下达后，个别地方仍有抵制的情况，如“山阳囊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
除了禁止私社外，官方所立的官社祭祀在地方政府主持下仍施行于民间，史载：“今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党正每岁邦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礼。”
这种官方祭礼意在引导民众，限制私社发展。
对于其他有碍国家利益、为害民生的民间私祭，地方政府一律给予打击、禁绝。
如东汉时期宋均上任九江郡太守，发现辖内浚遒县民众受巫士的蛊惑，岁献良家男女作公妪祭祀唐、后二山神，以致民间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他下令“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在巫叩头谢罪后，“乃杀之，是后遂绝。”
又如会稽太守第五伦对当地淫祀无度的现象，采取“移书属县、晓谕百姓”和“敕之愈急”恩威并施的办法，经过激烈的斗智斗勇，最终使人人相畏的私祭“遂断，无复有祸祟”。
当然，对于不害民生、无伤于地方政府权威的民间祭俗，则采取不加禁止甚至适当保护的措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汝南石贤士神祭祀的态度。
针对这种祭俗信仰，当时的地方官府只是派“尉部常往护视”，维持现场的治安。
祭石头神的集会对于民生和统治尚无大碍，官方只是观望、督查，以无为而治的方式尽力将其掌握在可控范围中。
这种无为之举何尝不是一种默许性的支持，也是某些民间祭俗得以生存与发展下去的主要原因。
如何协调官意和民情，乃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必修课。
既然地方祭祀是官、民双方沟通、互动的一种方式。
那么用恰当的方法，利用或限制禁止各类不同的民间祭祀习俗，以保证地方稳定显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刘曜在想出“万家祖庙”之前，曾对两汉时期的官民间有关祭祀的互动，做过深入的了解。
他甚至由此总结出了“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的治政理念！
政事堂颁布的政令要求，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