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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喝了酒，微笑地看着她。左少卿感觉到，此时梅斯的心里，正有一点得意洋洋，因为他很随意地说：“左，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个联络人？一个女人？”
梅斯的这句话，几乎给了左少卿当头一棒，让她骇然大惊。她努力控制着表情，尽最大的可能，平静地看着梅斯。
她轻轻地说：“梅斯先生，我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
梅斯先生放声大笑起来。他认为，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左少卿。
这天下午的两点钟，麦肯中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到梅斯先生的电话。
梅斯在电话里说：“麦肯，我相信那个穿白衣服的人，不是左。”
麦肯中校想了一下，“但是，昨天晚上穿白色衣服的，没有几个人呀。其他人我们都查过了，完全没有可能。左可是一个干练的情报人员呀！”＇
梅斯轻松地说：“麦肯，你想一想，从时间上算，昨天晚上的那个时候，左正在为了活命，在卫生间里跟别人搏斗呢。她刚刚杀了一个人，正是惊魂不定的时候，会有闲心四处乱走吗？”
麦肯中校沉吟一下，“你说的可能有道理。但这件事实在太重大，我们不能马虎。”
梅斯先生在电话里说：“麦肯，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继续调查吧。”
“好的，再见。今天晚些时候，咱们再碰头。”麦肯中校挂上电话，坐在办公桌的后面，揉着下巴细细地思考着。
这个时候，左少卿刚刚离开海湾餐厅不久。
她在街上买了一份报纸。总统府秘书长阮其波被人刺杀的消息，果然已经登在报纸上。报纸上的报导语焉不详，或明或暗地表示是中国人所为，指的是红色中国。并且暗示，阮其波秘书长一直有亲苏的政治倾向，而中苏之间已经产生了不被人察觉的矛盾。
左少卿相信，这样一条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全世界，并产生惊人的宣传效果。
那么，她手里的照片，就有万分重要的价值了。这正是她昨天晚上没有想到的。
但是，隐约如雾一般的阴谋还不止这一点。左少卿匆匆回到自己的宿舍里时，她心里充满了极度的不安，那是一种命悬一线的恐惧。
她点了一支烟，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心里一件一件地思索着从昨天下午以来，发生的每一件事。
第一件事，是总统府秘书长阮其波被人刺杀。但刺杀他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原因是他不肯顺从美国人的意愿。但是，仅仅是这个原因吗？她有一种感觉，仅仅因为阮其波不肯顺从美国人，似乎不至于被杀。但背后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她想不出来。
对她来说，这件事的要害是，她在意中目睹了这个刺杀过程，并且拍下了照片。目前来看，麦肯中校和梅斯先生虽然怀疑她看见了这一切，但并不知道她已经拍下了照片。但尽管如此，如果他们确认她真的看见了这一切，也绝不会让她多活哪怕一秒钟。
第二件事，叶公瑾终于派人来杀她了。这本来是她的猜测，但现在已经得到梅斯的间接证实。那么，叶公瑾一定发现了那盘现在已经毫价值的录音。他一定愤怒得发疯了，恨不得立刻除掉她。
但是，叶公瑾派出的杀手显然犯了重大错误，他们太小看她了。以为派一个人就可以轻易除掉她。但是，他们是三个人，死了一个，另外两个在哪里？
左少卿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那两个人还在暗处，随时可能对她下手。
梅斯两次问她的话，算是问到她的要害处。他问：“左，你还想活多久？”
左少卿当然想活得更长久一些。但她眼下，完全不知道如何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那两个王八蛋知道她的工作地点，甚至可能搜查过她的住处。她几乎就是在明处。而他们，却踪迹全。
左少卿明白，来自叶公瑾的危险，也如雾一般笼罩在她的周围。
第三件事，老黄为什么和上级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件一直困惑着她的事。确切地说，老黄和阮其波有间接的关系。他曾交待左少卿多观察阮其波，以及他周边的人。但这种关系怎么会导致他和上级失去联系呢？这背后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梅斯意中漏出的一句话，勾起她心中藏了许多年的疑问。
梅斯说：“左，我可以告诉你，论你跑到什么地方，我都可以找到你。”
在中国之外，梅斯说的话是肯定没错的。中情局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搜寻一个人。但是，在中国国内呢？这时，左少卿不得不想起一个人，“水葫芦”！＇
许多年前，在南京“旋转门”的单间里，当梅斯意外揭穿了她的真实身份时，她可以问：“水葫芦？”但两个小时前，在海湾餐厅里，她绝不敢再提“水葫芦”三个字。她相信，她只要再提这三个字，梅斯会毫不客气地除掉她。
这就是说，时至今日，杜自远并没有找到“水葫芦”！她和柳秋月从地下秘密档案库里窃取的档案，也没有帮助他找到“水葫芦”。王八蛋！这个家伙藏得这么深！现在来看，“水葫芦”在当时的华北局情报部，以及现在的中央调查部，一定身居重要岗位，能够截获所有对他不利的情报。
左少卿这样分析下来，已经隐隐约约地察觉，老黄与上级失去联系，一定与“水葫芦”有关。再进一步分析，叶公瑾要除掉她，也可能和“水葫芦”有关。叶公瑾和“水葫芦”之间，可能有勾结和配合！
左少卿想到此时，真的是焦虑万分了。
但是，还没有完，还有第四件事。梅斯一时得意，犯了一个小错误。他有些得意地对她说：“左，你是否有一个联系人，一个女人？”
左少卿心里明白，确实有一个女人，是她的第一个联系人。
她在台北呆了差不多七年呀，却没有一个人与她联系。但是，她到了金兰湾基地仅仅一个月，就有人和她联系了。
一九五六年年底的一个下午，她从金兰湾基地里出来，去办一点私事。一般的来说，她的私事很少。那个下午，她办完事，站在街道边上等公共汽车。但公共汽车很长时间没有来，她已经有些焦躁了。
和她一起等车的，还有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文弱女人。她很普通，但衣着和容貌都整洁而端庄。她就站在左少卿的右边，一直在看一份报纸。后来，这个文弱女人很意地问：“请问女士，现在几点了？”
在那个瞬间里，左少卿仿佛中了枪似的全身冰凉，脑中更像过火车似的轰轰地响着，她只觉得后背有冷汗流下来。这是一句她等了七年都没有等到的问话，却在这样的地方意外听见。那个文弱女人甚至说的是中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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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三、 危机（）
这个时候，街上的车辆和行人都很少。周围空旷而宁静。一点点微风吹拂着左少卿额前的头发。她的心里，却在飞快地思考和判断。
眼前这样一种情况，不能不让她心生疑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她慢慢地转向那个文弱女人。她有一张白皙的面容，尖下巴，和一双好看并且平静的眼睛。
左少卿怔怔地问：“你说什么？”
文弱女人看着她笑了一下，仍然随意地说：“请问现在几点了？”
她说得仍然那么随便，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但左少卿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她手腕上有一个精致的坤表，她甚至能看清上面的时间。＇
她竭尽一切可能，平静地说：“你的表呢？”
文弱女人再次笑了一下，轻声说：“我的表不准，也不知是快了，还是慢了。”
左少卿僵硬地抬起手腕，看了足足有一分钟，才说：“现在是，十六点一刻。”
文弱女人很愉快地看看她的表，“哎呀，我的表慢了六分钟。”
这个文弱女人，就是左少卿到了这个国家后的第一个联络人。
在那个公共汽车站上，两个女人没有再等公共汽车，而是各自走开。十五分钟后，她们在一间偏僻的小咖啡店里见面。这个国家到处都是这样的小咖啡店。
她们在桌边坐下后，左少卿紧紧抓住那个女人的手，激动得几乎哭出来。
文弱女人小声安慰她，“请你镇静一点。也请你松开手，我的手快骨折了。”
左少卿松开手，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为什么，到现在才联络我？我在台北，差不多等了七年呀！”
文弱女人轻声说：“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猜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