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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父的眉头一直没有舒展过，他还是不能理解原本开朗的儿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放在几年前他可能要把人揪起来狠狠教育一通，让他醒一醒。现在岁数大了火气降了，陶郁这几年越来越有主见，做父亲的也不能一味武断地想当然。听了常征的话，陶父沉默良久开口道：“家里现在的情况比较混乱，小郁这个样子，如果真是心里有事想不开，是不是要送他去精神病医院？”
“陶郁是抑郁症，不是精神病。”常征简单地解释道，“他的情况就像感冒，通过吃药可以痊愈，但是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再犯。犯病并不可怕，只要持续吃药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陶郁的心事很重，外在可以表现得很乐观，但其实很多事藏在心里不说出来。我们能做的是尽量理解他，给他一个轻松的环境。”
陶父叹了口气，老实说他真的不知道儿子每天都在想什么，谈何理解。
“我今天要去法院，和他母亲相关的一个案子开庭，可能回来比较晚，辛苦你照顾他。”陶父拿出一张卡放在桌上说，“这是食堂的饭卡，院里所有的餐馆也可以用，你看看喜欢吃什么，再给小郁带一些。”
“我会照顾好他，这是我来这里的目的。”常征没有动饭卡，起身去屋里找出一个药瓶，回到客厅交给陶父说，“这个您随身带着，再有上次那种情况就口服一粒，让身边的人打急救电话。”
陶父接过药瓶看了看，认出英文写的是阿斯匹林。
“我其实一直备着硝酸甘油，那天出门着急忘记带……”
“服用硝酸甘油有风险。”常征接过话道，“它对心绞痛有效，但对急性心梗，用硝酸酯类药物要谨慎，如果不做心电图评估是否存在右室心梗，我不会给病人开这类药。大多数人在心脏病发作时难以分清是心绞痛还是心梗，安全起见，如果对阿斯匹林不过敏近期也没有肠胃出血，我会建议患者有情况时服用一片，咀嚼半分钟咽下去，不要喝水，这样见效最快。”
陶父抬眼看了看常征，之前因为妻子的态度他对未见过面的常家兄弟印象很不好，但这几天的接触让他对这个年轻人有了全新的认识，有职业素养，性格稳重让人放心，符合大多数父母对子女的期望。联想到自己儿子，陶父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收好药瓶。
陶父走后，常征回到房间，床上的人换了个睡姿，一条腿骑在被子上，头发睡得东倒西歪。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带着温暖的静谧。
输液瓶里的液体只剩一个瓶底，常征将针头取下，用消毒棉球按在陶郁胳膊上，见对方的眼皮动了动，他轻笑道：“睡醒了就起来吧。”
陶郁睁开眼，见对方满含温情地看着自己，心底升起一种久违的温暖。他往床里挪了挪，常征会意地躺到他身边。
仿佛回到了最初在一起的时光，心怀愉悦地相互贴近，没有那么多不满和争吵，彼此相伴的每一分钟都值得怀念。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抱怨和指责占据了他们越来越多的时间，过去的半年无疑是关系中最冷淡的时期，一个总说另一个关心病人多过家里，另一个听得多了免不了分辩、争吵、或者干脆无视。有时常征觉得陶郁无理取闹，自己每天面对那么多病人，多努力一分也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看多了生死线上的挣扎，让他对生活里的琐碎没了耐心、视而不见。
直到陶郁离开，常征才发现自己对家里忽视到什么程度，忘记交电费天然气费被切断供应；不知道要给加湿器换滤网长了霉菌；楼里业主会通知大门换电子锁，他做手术没去开会，结果晚上回家被锁在门外；以前不论多晚家里总是有现成的饭菜，自从陶郁走后冰箱冷冻室就没打开过，里面的冻肉早已过了保质期……两个人在一起久了，让他忘了生活里还有这些麻烦事，忘了因为有对方他才能心无旁骛关注他的病人，忘了对方也有事业的诉求、却不得不分心料理两个人的家事。
“等这边的事结束回去吧。”握着对方消瘦的手腕，常征低声说，“我会平衡工作和家里，你说的对，基金的运行不是靠个人，Chloe现在像一个家族事业，想扩大影响，需要依靠团队来运作，而不是个人决策和声望。这一年我太着急，自从父亲表示想退休，我的压力很大，盲目追求手术台上的时间，其实有一部分应该留给低年的住院医，这样可以有时间给家里，也可以更专心自己想做的事。”
“建立关于心脏病案例的数据库吗？”陶郁很久没讲话，嗓音有些沙哑，听了常征的话他开口问道。
得到回应，常征在他头顶吻了吻，半身靠在床头继续说：“我和父亲还有团队的主管商量，打算从基金里拨出一部分，在全国招募一些医生或者医学生，对各自所在医院的心脏病例进行分类总结，对一部分病人长期术后追踪，由这些分散的点开始，扩展到各州，再汇集成全国范围的数据库，并且持续更新。这个过程也许要五年、十年、二十年，想达到全球范围，也许在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所以基金更不能以家族的形式延续，它需要不断吸纳有相同志向的人加入，致力于为心脏病患者、尤其是有威廉姆斯症的心脏病患儿寻求最佳治疗方案。”
陶郁安静地听着，常征对事业的规划令他感到骄傲，他爱这个人不是因为他富有的家庭、令人尊敬的职业，事实上他们两个人的生活一直简单节省，而常征的工作更是苦逼无比。这世上总有些人，他们的理想无关权力与金钱、无关个人享受，在世人眼里也许过于理想化，而正是这些人在尽他们所能、用爱去抹平角落里的苦难。
“我希望你留在我身边。”常征翻身跪在床头，握住陶郁戴着戒指的手，有些语无伦次道，“刚来北京那天，我在医院监护室外面看着你，看到你戴着这个，我很激动。你两个月不接我的电话，我很担心，所以找你的朋友了解你的情况。我想和你一起生活，now and forev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in good times and in bad， in joy and in sorrow。 Give me a chance， honey， will you？” （译：现在和永远，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好时光还是不好的时光，无论欢乐与悲伤。给我一个机会，亲爱的，可以吗？）
陶郁几乎要脱口而出“Yes”，却生生忍住了，抬手挡住快要夺眶而出的眼泪，将头转向另一侧低声说：“一个月，再过一个月……”
第五十四章
常征不理解为什么要定一个月的期限，陶郁只说那时事情会有定论，却没有更多的解释。
当晚陶父回家时脸色很难看，一审判决那两个运营负责人及陶郁表哥挪用私分国有资产，三人不服，当庭提出上诉。接下来几天陶父都很晚回家，除了问一两句陶郁的身体，就是把自己关进书房讲电话。
常征起初担心陶郁的情绪，却发现他并不像他父亲那样面色凝重，有时见他小心翼翼地在紧闭的书房门口徘徊，看他父亲的眼神也带了些意味深长。常征总觉得他们父子间的气氛怪异，仿佛有什么心照不宣的秘密。
一周后的一天，陶父忽然一反常态早早回了家。那天陶郁兴致不错，下厨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餐桌上陶父不经意地提到，他已经办理了退二线的手续。从字面上常征觉得这不像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陶郁却显得很高兴，开了瓶茅台让常征替自己陪老爸喝一杯。
陶父一开始情绪不高，直到二两酒下肚才把心事放下，举着酒杯看看儿子，又看看对面的常征，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感慨这辈子没有抱孙子的命，不争了，退下来过几年轻省日子。
常医生被52度的茅台撂倒前，依然不知道父子俩在庆祝什么，更不明白陶郁他爸怎么从“退二线”就扯到了“抱孙子”。
把常征扶到屋里睡觉，陶郁回到餐厅，端起一杯温开水碰了碰他爸的酒杯问：“我妈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陶父晃晃酒杯，叹口气说，“你妈平时最要强的一个人，这段日子受委屈了。别人看着是我受她影响退下来，其实她是被我牵连了。”
陶郁看着父亲最近疏于打理露出白茬儿的头发，开解道：“退了挺好，升半级还得多干五六年，图什么呀。以后和我妈多出去旅游，想出国也不用受那么多限制。没事你们可以去看我，让我省点机票钱。”
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