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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国门后，1860年代中国关税主权完全沦丧，至此已有将近70年代的时间。
这对一个国家而言，是痛彻心扉的屈辱！
最高兴的就是那些商人了，关税自主不仅能给政府增加税收，而且还能增强民族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此前洋商有关税减免权。
无数国人瞬间对美国印象极佳，认为美国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南京政府也顺势与美国展开各项合作。
英国人有些坐不住了，生怕自己的在华利益被美国取代，立即跟进与中国的关税谈判。紧接着，法国、德国、意大利、苏联……也纷纷表示愿意归还关税自主权。
唯一的障碍就是日本，打死都不松口。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腐败专制，但说实话，比北洋政府还是要强得多，至少在外交和主权方面是这样。
如今政府不仅在谈关税自主，而且态度非常强硬的要收回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并且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即“改订新约运动”。
其中葡、意、日、比、西、丹六国，刚好到1928年约满。这六个国家当中，除了日本死鸭子嘴硬，其他五个国家都表示愿意废除领事裁判权，并与中国陆续签订新约。当然，这些国家以附件形式，保留了许多旧约中的不平等特权，有些换汤不换药的意思。
接下来的几年，南京政府又照会英法美等大国，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
在英法美等国坚决不同意的情况下，中国还是陆续收回一些主权，包括废除威海卫租借地、厦门英租界、上海领事法院等等。
……
常校长还在北平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赃的时候，周赫煊终于带着张乐怡南下。他把《大众》副刊交给沈从文负责，让廖雅泉代管广播电台，自己先去南京开会，接下来准备前往庐山提亲。
民国时候的京沪铁路，是指南京到上海的铁路。
所以从天津南下，最方便的途径还是走海路，坐火车根本坐不通。
七月底，东北虽然还未易帜，但到山东的救命粮道却已打通，山东百姓终于不再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了。
与此同时，周赫煊和张乐怡也在上海登陆。
上海码头。
“明诚，这边！”徐志摩使劲挥舞着手臂。
不得不说，徐志摩这人对朋友实在够热情，轮船可没有准点一说。
周赫煊走过去跟他握手，笑道：“等很久了吧？”
“也不久，我早晨八点来的。”徐志摩道。
汗，快三个钟头了。
周赫煊介绍道：“这是我未婚妻张乐怡。”
徐志摩立即问候：“张小姐好。”
“徐先生好。”张乐怡含蓄地笑道。
徐志摩带着他们离开码头，帮忙把行李塞到小轿车上，热情地说：“小曼正在家里忙活，厨子今天特意准备了法式大餐。”
周赫煊汗颜道：“志摩，你太客气了。”
徐志摩笑道：“你们难得来一趟，当然要好好招待。”
众人坐车前行，在经过一条租界街道时，突然看着有20多人手拿木棍，手臂上戴着“反日”字样的红箍子，风风火火地冲进商店。
周赫煊惊讶地问：“那些是什么人？”
徐志摩笑着回应：“上海各界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的成员。”
“他们冲进商店做什么？”周赫煊不解道。
徐志摩说：“查禁日货，凡是销售日货的商店，必须征收高额的‘救国基金’。”
“这不是乱来吗？”周赫煊狂汗。
这所谓的查禁日货，自然不可能去查禁日本商店，只可能查禁销售日货的中国商店。
等于是打着反日的幌子，欺负本国商人来敛财。
周赫煊不由问道：“这组织是谁搞出来的？”
“还能有谁，上海第一名人陈德征。”徐志摩不屑地说。
“他啊，难怪。”周赫煊忍俊不禁地笑起来。
陈德征还真是个大名人，被后世戏称为“民国第一伟人”。
这家伙是真正的斗士，已经到了圣斗士的级别！
他反共、反日、反帝国主义、反基督教、反商会、反文化人士，逮谁喷谁，见人就咬。
他一生当中，怼过冯玉祥，怼过宋子文，怼过虞洽卿……怼过太多人。
就在明年，胡适这个擅长打笔仗的文人，将被陈德征写文章喷得辞职出国。喷完胡适，陈德征又掉头找鲁迅的麻烦，把鲁迅逼得躲进日本人开的书店里不敢出来。
第二百三十五章 坐谈
来到上海第一天，周赫煊在徐志摩家度过，下午还参加了新月社的聚会。
第二天，周赫煊又去了趟《大公报》上海分社，说是视察，其实也就随便溜达溜达。
跟《新闻报》、《申报》比起来，《大公报》太寒酸了：别人自建永久性的报社大楼，《大公报》还在租房子办公；别人使用新式轮转机印报，《大公报》还在用效率低下的老印刷机。
没办法，只能慢慢发展，等有钱了才能玩大手笔。
不过采购先进设备是必须，周赫煊在跟张季鸾讨论之后，决定掏钱给《大公报》总部和上海分社各购置一台轮转机。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而且印出来的报纸也更美观，版面的杂点墨迹会少很多。
第三天，蒋百里和张君劢同时来拜访，这让周赫煊感到极为惊讶——都是牛逼人物啊！
“几位请用咖啡！”陆小曼端着咖啡出来亲自招待，然后退到旁边跟张乐怡坐在一起。
会客厅里有五个男人，分别是周赫煊、蒋百里、张君劢、徐志摩和张嘉铸。
大家先是聊了阵诗歌创作，纷纷调侃徐志摩谪落凡间，徐志摩笑嘻嘻地任由众人调侃。
一向伤春悲秋、追求浪漫的徐志摩，在两个月前突然发表新诗《生活》。其内容阴沉、黑暗、压迫且抑郁，一改他以往的风格，简直就不像是徐志摩写的诗。
这位富贵公子哥，似乎终于体会到生活的无奈和艰辛了。
诗歌聊着聊着，张君劢突然把话题转到政治上，他说：“明诚在《枪炮、细菌与钢铁》中关于中国政体的论述，真是甚合我意。”
“胡言乱语而已，在当今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周赫煊苦笑道。
蒋百里突然插话道：“我也赞同社会主义，但实行起来太过艰难。社会主义可以作为一种理想，而理想一旦遇到现实，必然要遇到许多矛盾。要解决矛盾，肯定是有方法的，但必须坚守原则。就拿三民主义来说，也是一种理想，也有矛盾，但如今的国党为了解决矛盾而舍弃理想，此为不智也！”
好吧，都是同道中人。
不管是蒋百里，还是此时的张君劢，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者。
这得归功于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思想的学者，在1918年到1919年的时候，他曾组织过一次欧洲考察团，而当时张君劢和蒋百里都是考察团成员。
他们亲眼目睹了欧洲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穷困潦倒，每天都挣扎在生死线上，跟中国的贫民并无二致。
他们还看到欧洲社会的矛盾：贫富差距极大，工人们隔三差五闹罢工。
从欧洲回国以后，张君劢和蒋百里就变成了社会主义信奉者，认为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那套迟早完蛋。
多不同的是，张君劢明确反对共产主义，而蒋百里则对共产主义持善意态度。
蒋百里甚至还帮助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人，支持他们翻译了许多俄文名著，并由“共学社”出版。听这出版社的名字，就知道他们在宣传什么。
听了蒋百里的话，张君劢感慨道：“是啊，如今的国党已经背弃理想了。他们喊着三民主义的口号，玩得却是独裁专制那一套。我那本《新路》杂志一贯骂国党，也不知道几时被查封。”
周赫煊心头好笑：若非张君劢的亲兄弟，如今主掌着中国银行，是常凯申的钱袋子，那本《新路》早就完蛋了。
张嘉铸突然冒出一句：“其实国党还是比北洋军阀好得多。”
“你知道个屁。”张君劢没好气地批评弟弟，“国党如今的中下层党员，已经全盘变质了。你看看那个陈德征在干什么？他整天在为国党独裁张目，像条疯狗一样到处乱咬，而且在报纸上帮常凯申搞狂热的个人崇拜。现在好多讨论现实问题的文章，在南方地区都不能发表，这是要禁闭言路的征兆。”
周赫煊不得不承认，张君劢的目光太敏锐了。
有人说民国言论自由，那纯属扯淡，不管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是主张言论控制的。
别的不谈，张君劢的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