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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胡马-第9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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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人若权柄在手,多半暗生野心,祖士稚也不能外。但此前始终有裴该压在他头上——既为契交,又总朝政,外加门第还比他高,兵力比他强,根基比他厚——乃不便起妄念;其后裴该既然受禅,基本上大局已定,即便自己再想折腾也没啥赢的期望啦。
  ——倘若裴该提前挂了,或者说祖某再年轻十岁,说不定契友之间,也有逐鹿中原的可能性存在呢。
  故此祖逖此前在襄国庆功之宴上,才会停杯叹息,遗憾自己恐怕再无上阵的机会了——不仅仅朝廷未必放心他再掌兵,而且自己也没什么仗值得打啦。只是原本考虑,河北既定,而下江南尚遥遥无期——这半年多时间从并州到冀州,打了多少恶仗啊,国家岂能不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呢——朝廷是一定会趁机改组祖家军的;倘若自己仍在朝中,可以施加影响力,不使那些追随自己百战余生的将吏被边缘化,若然直接退休,那部下的前途就很难保障啦。
  然而裴该一见面就吟诗,还说什么“今日奏凯旋,朕为解战袍”,祖逖误以为天子暗生疑忌之心,这才赶紧表态——我告老还不成吗?
  不仅仅告老,而且不打算回归故乡范阳遒县,只是前往成皋相伴亡母的坟茔——成皋距离洛阳咫尺之遥,方便朝廷监视,那你总不至于再担心了吧。
  裴该见其做此等表态,才觉悟到自己说错话……吟错诗了,赶紧好言抚慰。随即将祖逖等人迎入洛阳城中,即于大殿摆宴款待。翌日下诏,加祖逖上柱国(原为大将军),并加“开国辅运忠勇功臣”号,使接替陶侃为枢密使,登堂拜相。
  其实对于应该怎样封赏祖逖的问题,他还没回来,朝中重臣就已经多次开会讨论了。主要祖士稚的职、爵,原本便已达人臣之极,为正一品元帅、大将军,封范阳郡公,还能怎么升啊?总不成封他个王爵吧?
  好在裴该于历代典章制度颇为熟悉——不仅仅是从前的,也包括以后的——就此抄袭唐、宋、明三代制度,搞了个“功臣号”的新花样出来。
  功臣号始于唐玄宗,赐予部分臣子“开元功臣”之号;代宗时赐“宝应功臣”;德宗因乱逃往凤翔,乃赐扈从禁军官兵“奉天定难元从功臣”之号……宋、明因袭。裴该模仿明制,以“开国”冠首,加四字为号,以赐祖逖。
  到目前为止,有功臣号的唯祖士稚一人而已,但大家伙儿估摸着,起码裴嶷、陶侃也是有这个资格的,就看什么时候上号罢了——陶士行若也有扩土之功,等他凯旋就该有啦;至于裴文冀因是文职,或许得熬到退休。
  无论给予武勋最高的上柱国,还是给加功臣号,这终究都是虚的,那么实职,该怎么给予祖逖呢?裴该跟陶侃商议,说让祖士稚代卿掌枢省,卿为朕外镇,谋划攻打江南,如何啊?陶侃倒是没啥意见,裴嶷等人却纷纷表示反对。
  主要也在于河北之战既毕,接下来肯定要整编祖家军,倘若由祖逖坐镇枢省,必然趁机给予其旧将更大利益和权柄啊——利益、权柄,皆所欲争者也,怎能拱手让人呢?
  直到祖逖凯旋,重臣们于此也还没能争论出个结果来。然而祖逖自请致仕,却也难免使人误会他有以退为进之意……于是裴该就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终于使得枢密使之任落到了祖士稚手中。
  什么折中方案呢?那就是拆分枢密省,弱其权柄。
  枢密省掌军,而尚书省掌民,文武分置,这是从长安行台制度转化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乃是为了裴嶷、陶侃二相可以尽快把行台机构直接嫁接到中朝来。
  晋制,八公皆有长史,以理庶政,其于武官公或者加都督衔者更置司马,以统筹军事,所以裴该在长安时,才有长史、司马之设。但若行之于中朝,则从司马转化而成的枢密省权柄就未免太大了,军政、军令一体,极易产生一个军阀集团——就好比东条上等兵拜相后的日本那样。
  因而早有臣僚上奏,请求更制。裴该一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当初在长安设十二部,分归长史、司马管辖,本是为了文人不能插手军事,而武夫不能干涉文政,文武有别而上下有序——反正任何重大决定,最终都还是要通过自己不是么?
  然而大司马、大都督不可能世袭,天子则惯例是父死子继的,那么一旦将来弱势天子践祚,枢密省利用其对军事的全方面管辖权,很有可能跋扈难制。况且在行台时,人莫不希望大都督强势,而到了中朝,情况却正好反过来,无论文武,多望天子唯垂拱而已,对朝政只有影响力而没有直辖权——这本来就是儒家的传统理想。
  裴该之所以还没打算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正逢对羯大战,骤然更改制度恐怕引发不必要的混乱——直接嫁接行台制度,便也有这方面的考量——而且更需要军政、军令一体,一切以军事为先;其二是枢密省独相制度,方便天子随时插手。他当然不会把这种倾斜性太严重的制度留给儿子,但自己尚在壮年,又有何惧啊?
  然而既然河北战事已毕,就理论上来说,虽然西有巴氐,南有残晋,北有拓跋,但基本上都只能采取守势,国家暂时可以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以待将来大战——这是一个变更制度的好时机。二则既然陶士行有可能交卸枢相之任,而由祖士稚接替,则再让祖逖掌握偌大权柄,就不大合适了。
  ——裴该倒不是信不过祖逖,但陶、祖二人相比,他终究对于前者的控制力更强一些,与后者虽然名为君臣,其实也还基本停留在盟友的关系上,顶多朝前迈出了一步而已。
  故而更制,将兵部也即军政系统,转辖尚书;而且计划中将来天下大定了,将逐渐取消民屯,且压缩军屯,屯部也会缩水成一个司,则枢密省最终唯有枢部和警部两个下辖部门而已。
  对此,祖逖既无奢望,且有心理准备,倒也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随即在裴该的主持下,召集尚、枢二省及度部、兵部、枢部、警部主要职官,对军事系统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目的是改编旧祖家军。祖氏诸将陆续被召还都中,先予升赏,然后发去军校进修——当然啦,承诺这只是固有程序,不过为熟悉新的军制和军规罢了,他们还有上阵的机会。各部亦陆续打散,与旧关中军混编,襄国、涿县等地的守护,也就此改换为裴该旧将。
  此前的军制,纯出裴该自断,先是引用了一些后世的名词,比方说莫名其妙的“排”——没办法,他头脑中同时存有两世的记忆和知识,偶尔也难免产生冲突和讹误,好在性情基本上继承了穿越之前——后又因应形势层层加叠,多少搞得有些不伦不类。
  前在长安,一则行台制度本来就属临时性,二则麾下也没有太多文学之士跳出来挑毛病,还则罢了;既至洛阳登基,大票旧官僚或被投闲置散,无所事事,难免无事生非,或者谋图悻进,寻机进言,于是上起祭祀、下到躬耕,举凡官制、兵制、典章、律法,三天两头有人上奏,请求天子依从古礼。
  其实“时移事易,变法宜矣”,这个道理大家伙儿都懂,若还有人以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直接抄商鞅的原话就能给怼回去。但若仅仅是一些细节问题,或者是只涉其名而不及其实呢?朝廷也不便一概驳斥,滴水不进吧。
  终究这个时代仍以儒家为尊,而儒从周礼,则不管骨子里如何创新,只要在名称上复古,亦能一定程度上彰显新朝的正统性啊。
  于是有人提出,《周礼·地官·小司徒》所载,周代兵制是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的,此议首先得到了祖逖的认可,继而上奏裴该,华朝也就相应更改了军中编制的名号。不管怎么说,古人以五百人为一旅,唯齐国以两千人为一旅,而今增旅为万众,终究听上去不怎么威风啊。
  于是定下以五人为伍,五伍为卒,五卒为队,五队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一军在一万八千人左右。
  伍任伍长,卒任卒长,队任队长,旅任旅督,师任师督,军任军帅。其中队以上始有属吏,并置司马,其一师五旅、一军五师,则皆分前后中左右。
  ——什么,纯以周礼,分伍、两、卒、旅、师,且有伍长、两司马、卒长等号?那裴该首先想到的不是先周,而是太平天国……他坚决不肯仿效。
  裴该所设想的和平时期的国家军制,应该以职业士官和部分募兵为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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