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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知道。在大街上奔驰的警车上。载着2个将要失去自由的恋人。他们相爱。但是也许会永远分离。神啊。命运为什么这样作弄人。纽头看看他。眼睛里闪亮闪亮的。低下头。手拷卡得我好痛！
车上了一座小山。到了望城坡上。我家就在不远处的。我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却不知道这里有一个看守所。而现在我就要在这里生活了。
在警察的押送下。我们走过一道道的戒备森严的铁门。到了一间屋子里。几个穿着蓝色衣服的人。让我们站直。搜遍了我们全身。然后把我们身上所有的铁的东西都都摘到了。衣服上的拉链。扣子。…我的衣服马上变的面目全非了。最气人的是连皮带都没收了。皮鞋也没有了。我只有提着裤子。光着脚站在那里。警察登记了一下。就把我们送到了四合院里。
灯光昏暗。全是一排排的房子。房子顶上隐约编着号码。
“进去”我穿着那双才买的ADDOS袜子。提着裤子。被送进了一离值班室最近的一间房子。走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感觉自己不是人。而是一条狗！
“哄”的一声闷响。铁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哄”的一声。我前面的一道铁栏杆又开了。
“进去”我又进到里面的一间。“哄哄哄”铁栏杆又在我身后关上了。
里面象一个仓库大约20个平方。中间是一个巷道。两边是半米左右高的铺板。上面睡满了人。
一见有人进来。所有人都坐起来昂起头。象见了动物园的猴子一样。嬉笑着看着我。嘴里呜呜拉拉说着话。拌着不堪入耳的笑声。天啊。只看见昏暗的灯光下。全是秃顶的脑袋。只觉得心里发麻。象进了马蜂窝。
我低下头。心里异常平静。“要杀要打。随便你们。人渣”心里这样想着
“过来”坐在最后面的一个人向我吼到。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一个无赖摸样。“不懂事吗？”所有人都在吼。我站直了身体走过去。
“蹲下”我来到那人身边。他对我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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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194）
许多“同志”都希望，生活中的李银河也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但她的生活，自有她的选择。李银河坐上车，扭头对助手小郑说：“今晚好象来了不少拉拉。”“拉拉”是英语女同性恋者lesbian的变音。她们赶来听李银河的讲座，然后索要签名。
11月初的上海，夜已微凉，人到中年的李银河走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想找个吃东西的地方，当晚7：15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的演讲让她误了晚餐。
她的身形已不像年轻时那样苗条，但她的眼睛里有种相当动人的东西，温顺时像丝绒般柔软，淡漠时仿佛深井里的水泛着冷光，而垫底的，是生生的敏感。她的眼波里还有许多的不确定，而在某片不确定的时空里，有个称她为“吾友”的人或者会招呼她：“你好哇，李银河。”
从1989年和王小波一起开始做男性同性恋的研究、共同写成《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李银河已与“他们”彼此相望15年。她是第一个在国内提出“同性恋非罪化”的学者，随后致力于《中国同性婚姻提案》的上传。
国内政府卫生部门2005年11月30日，首次公布了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的估算数据——500万至1000万。尽管这个数字只是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青岛大学张北川教授统计数字的一半，他认为，中国大陆15岁至65岁的同性恋人数约在3000万，其中男性2000万，女性1000万。但它的发布，意味着政府开始正视这个群体。
2001年4月，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首次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比美国晚了整整28年，比世界卫生组织晚了9年。尽管如此，同性恋者还是常常在无意间被说成“同性恋患者”——目前在国内的临床病理学上，同性恋通常还是被划归性取向障碍（此前被归为性变态）。
李银河说，她之所以委托代表向人大提交《中国同性婚姻提案》，是为了争取某种属于小众但并不侵害大众的权利。在她看来，这可能是中国同性恋合法化的一条快捷方式。“即便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还是不会去结婚的。就像现在的北欧国家，所有对子里，一半同居，一半才进入婚姻。”
这份1200字的提案终因未能集得30位代表的附议而未成为有效提案。李银河说，未来1…2年，她没有再递交此提案的打算，她必须等待时机成熟。
同性恋歧视普遍存在。同性恋不被视为非法，但就和其它被歧视的人群一样也没有《反歧视法》的保障。“在西方，如果一家公司因为你是同性恋者而解雇你是要吃官司的，因为《反歧视法》规定，一个人的性取向不能成为解雇的理由。”李银河说，其实要消除歧视，看起来比通过立法更困难。
还有因歧视产生的自我厌恶。皮肤科医生、著名的同性恋者秦士德介绍了所谓“厌恶疗法”：同性恋者在腕上套一牛皮筋，如果见了美少年而想入非非，便用力拉扯橡皮筋弹痛自己。这种疗法一点用处没有，秦士德说。同性恋的起因，到底是基因决定的“先天论”，还是后天习得的“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在调查中让同性恋自己回答，结果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有人说自己是先天的，也有人很肯定地说是后天的，也有人觉得各种因素都有。
基因决定说始于1990年一项著名的研究：一位叫列维的脑神经专家（本人是同性恋者，其伴侣死于艾滋病）对19具同性恋男尸（都死于艾滋病并发症）、16具异性恋男尸（其中也有6具死于艾滋病）和6具性取向不清的女尸的下丘脑做了比较实验，因为据说下丘脑是控制男女两性性反应的脑中枢。他的结论是，下丘脑的结构与同性恋有关联，这就为同性恋的“先天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但在2001年加州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本人也是同性恋的女教授对该研究表示质疑：列维如何确定被解剖人是同性恋？如果说确认本身有问题，那么结果一定有问题的。这位教授更偏向于“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对此举手同意。
现实似乎能够提供左证，譬如同性恋时尚化的趋向。几乎每到一座城市，李银河都会去访问当地的同性恋酒吧。在上海，她见过200多号女性聚在一处的场面，而且，她们是如此年轻。在成都，在广州，男性同志酒吧里早已出现MoneyBoy，他们本不是同性恋，但因为金钱交易或者追随时尚，加入了这一群体。而在某些艺术类职业里，异性恋者转变为同性恋或者双性恋代表一种灵感、时髦和品位。这不是“后天习得”是什么？
李银河还纠正了一些关于同性恋的谬传：同性恋在人群中的分布是随机的，并不是传说中的同性恋群体中天才特别多。
爱情是不能永恒的
许多年以前，王小波写信给李银河说：“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爱你就像爱生命。”王、李情书集《爱你就像爱生命》或者能够再次证明，爱情，它确实来过。
这些书信（有几封是写在五线谱上的），裹挟着坐立不安的爱情，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又踢去，终于走向婚姻。人世间，两个人若爱了，结果便是如此。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写了一篇文章《爱情是什么》，探讨加诸制度约束的爱情的出路。“爱情”一词诞生于13世纪的欧洲骑士和他们所追求的有夫之妇之间，它是电光火石般的**，而**是不能持久的。要让爱情与婚姻制度协调起来，除了将它转化为亲情和柔情，别无它途。李银河坚信，一夫一妻制肯定不是永恒的，婚姻制度也不是唯一最好的。
李银河是浪漫的，至少在爱情上——你以为王小波会容忍一个不浪漫的对手么？她说，她一直渴望爱情，这样的渴望非常强烈。在她的调查研究中，她也愿意花费精力去证明爱的存在。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在一个年轻时代的好友那里发现了《绿毛水怪》的手稿，一本封面漂亮的横格本，不禁喜出望外：这是她和小波的媒人。当她第一次读完这篇小说后，就生出“要见一见写它的人”的念头。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这叫“眼毒”。
那时的李银河是一家很端正的报社的编辑，一次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逻辑学家王方名时，顺便看了看那个“又高又瘦又丑”而又“涣散得要命”的家伙，从此相连二十年。
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的日子里，一个人的奖学金养活两个人，但他们很快活：每晚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