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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德沃尔”住在“黄蜂山路”，但上面写的不是“玛蒂”、“玛莎”或“M”，而是“兰斯”。我又瞧了瞧电话本的封面，原来是一九九七年的版本，印刷和邮寄时玛蒂的丈夫还活在世上。好吧……不过这个名字该让我想起一些别的什么。德沃尔，德沃尔，让我们赞美出了名的德沃尔，你在哪儿呢？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不管那是什么。
我嚼着汉堡，喝着冰咖啡，尽量不去瞧那两张捕蝇纸上的野生动物。
在等着一言不发、面露菜色的奥黛丽给我找零（如今在“乡村咖啡馆”吃上一个星期还是花不了五十美元……假如你不怕得高血脂的话）的时候，我读着收银台上贴着一条标语，又是巴迪·杰里森的专利：因特网吓得我裤子里下载了一大堆。这话并没有惹得我笑起来，但它的确为我解开当天的一个疑问提供了线索：为什么德沃尔的名字不光是听起来耳熟，而且让人想起了什么。
在很多人看来我算是个富人，然而至少还有一个和T镇有关的人物在所有人眼里都是富人，而且在湖区的多数常住居民看来更是富可敌国，如果他至今还在这个世界上吃喝拉撒的话。
“奥黛丽，麦克斯·德沃尔还活着吗？”
她对我浅浅笑：“噢，是啊。不过我们这儿不常见到他。”
这句话起到了巴迪所有的滑稽标语没有起到的作用，我大笑起来。永远面露菜色、此刻更像是急需肝脏移植的奥黛丽也忍不住窃笑起来。巴迪从吧台那边朝我们投来像图书馆理员那样严肃的一瞥，他正读着一张牛津公园汽车比赛的传单。
我开车沿来时的道路返回，在大热天的正午吃上一只大汉堡真不是滋味，让你脑袋发沉昏昏欲睡。我惟一想做的就是回家（我回莎拉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已经把那儿当成家了），翻身倒在北卧室的床上，吹着摇头风扇睡上几个小时。
经过黄蜂山路的时候我放慢速度。晾衣绳上无精打采地挂着一些衣服，前院里散落着玩具，那辆斯考特吉普却不见了。玛蒂和凯拉该是换好了游泳衣，我心想，往公共湖滩去了。我喜欢她们俩，很喜欢。玛蒂短命的婚姻也许多少把她和麦克斯·德沃尔联系在一起……可看看那辆生了锈的房车，没有铺砖的泥车道，还有杂草丛生的前院，再想想玛蒂不成形的宽松短裤和廉价超市买来的罩衫，我不得不怀疑这种联系有多强。
在他八十年代末退休隐居到棕榈泉之前，麦克斯威尔·威廉·德沃尔一向是计算机革命的生力军。虽然这次革命基本是年轻人的天下，但德沃尔在里头却是一个了不起的长者——他了解这一行，了解游戏规则。早在信息还存在磁带上而不是存在计算机集成块上，UNIVAC电脑还是尖端产品的时候他就起步了。他熟悉COBOL语言，用起FORTAN来就像说母语一样。当这个行业的发展超出他的能力范围，开始主导世界的时候，他精明地雇佣他们的才华以便跟上时代的脚步。
他的威胜视觉公司发明了一套几乎能在一瞬间把纸上文档打描到软盘上的程序；开发了一些后来成为行业标准的印刷制版程序；它生产的PixelEasel软件能让笔记本电脑用户用鼠标来画图……甚至用手指画图，如果他们装上乔称之为“小***光标”的配件的话。德沃尔没有参与后者任何一部分的开发，但他预见到这东西能被发明出来然后请人替他开发。他本人拥有十多项专利，还和他人共同拥有另外几百项。人们认为他的身份已经超过六亿美元，到底多少取决于当天科技股票的牌价。
T镇上的人们觉得他脾气暴躁不讨人喜欢。这不奇怪，就一个拿萨勒人而言，一个拿萨勒人还能做得出什么好事？人们说他行为古怪，那当然。每当老居民们回忆起那些富有的成功人士年轻的日子，他们会说这些人啃过墙纸，操过狗，在教堂吃午餐时除了一套沾尿发黄的内衣以外什么也不穿。就算德沃尔是那么个人，就算他是唐老鸭的吝啬舅舅，我也怀疑他会听凭两个和他关系那么近的亲戚住在房车里。
我驶上湖边的小路，在自家车道口停了停，看着那儿的门牌：一块烫着“莎拉—拉弗斯”几个大字的清漆木板钉在就近的一棵树上——这就是T镇人做事的的派头。看见它让我想起最后一次关于曼德里的梦魇。梦里有人在这块木板上贴了一枚电台宣传标签，就像你常常在一些收费公路路口的收费栏上看到他人胡乱张贴的那些标签。
我走出汽车来到门牌前，仔细一看，没有标签。梦里的向日葵是在的，长在我的门廊里——我有手提箱里的照片可以证明——但门牌上没有电台标签。这能证明什么呢？得了吧，诺南，这回你该明白了。
我开始朝车子走去——门开着，扬声器里正放着“沙滩男孩”的歌——可是一转健康念又走回门牌那儿。梦里的标签就贴在“莎拉”的“拉”和“拉弗斯”的“拉”的上方。我用手指碰了碰那个地方，觉得有些黏糊糊的。当然，这可能是清漆在大热天里给人的正常印象，或是我的心理作用。
我把车开到房子跟前停下，设好紧急刹车（在黑迹湖或西缅因州的十几个湖区的坡地上停车，你总得设置紧急刹车），然后听完那首《别担心，宝贝》，我一向觉得这是“沙滩男孩”最好听的一支歌，喜欢它热情洋溢的歌词。如果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宝贝，布赖恩·威尔逊唱道，你就什么也不会担心。哦，朋友，这样的世界该多好。
我坐在车里听歌，眼睛望着坡道右侧的小垃圾棚，我们把垃圾放在那里，好防务附近爱翻垃圾的浣熊。就算带盖子的垃圾桶也挡不住这些家伙；要是它们饿急了，聪明的小爪子怎么都对付得了这些盖子。
你该不会想做那种事吧，我心说，你……不会吧？
看来我会——至少打算试试运气。当电台里“沙滩男孩”换成“稀土乐队”的时候，我走下车来，打开垃圾棚，从里头拽出两个塑料垃圾桶。有个叫斯坦·普鲁克斯的人每隔两个星期来收一次垃圾（不过我提醒自己，那可是四年前的老皇历了），他是比尔·迪恩手下众多打零工赚外快的兼职工人中的一个，不过我猜想节日里他该不会来这儿收拾最近那次打扫除的战利品了，我猜对了。每个垃圾桶里有两个塑料垃圾袋。我把它们一股脑儿拖了出来（一边这么做，一边骂自己是个傻瓜）然后除去系住袋口的黄带子。
我真的不认为我自己会鬼迷心窍到把一大堆湿垃圾倒在自家门廊上（当然这一点我不能肯定），不安没有湿垃圾。房子已经四年没人人住了，记得吗？只有住了人的房子才制造湿垃圾，从咖啡渣到用过的厕纸什么都有。还好这些袋子里只装了布兰达·梅赛夫太太的大扫除队扫出来什么干垃圾。
我找到吸尘器出来的九小袋四十八个月的泥土、灰尘和死苍蝇，不少胜过的纸抹布（一些散发着家具上光剂的清香，另一些透着更浓郁、但仍然好闻的去污剂的香味），一块发了霉的席梦思衬垫，还有一件一看就知道已经沦为蛀虫盘中餐的真丝上衣。对这件上衣我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它是我年轻时代的一个错误，看上去像“甲壳虫”乐队唱《我是矮胖》时期的东西。干——得好，宝贝。
我还找到满满一盒碎破碎……一盒没法辨认（但显然已经用废了）的管道零件……一块破烂的脏地毯……一堆用得不能再用、面目可憎的褪了色的擦碗布……还有我在烤炉上做肉馅饼和烤鸡时用的隔热手套……
电台标签就在第二个垃圾袋底部，揉作一团，我知道自己会找到它的——从我摸到门牌上黏糊糊的那一块时就知道——只不过想亲眼见到，就像多疑的圣多马非得看到耶稣手上钉痕滴焉的血才肯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一样。
我把它放在晒得发烫的门廊地板上用手摊平。边缘有些破损，可以想像，比尔也许动用了铲子才把它刮下来。他不想让诺南先生回到阔别四年的湖畔时却发现昏头小子在他车道口的牌子上贴了张电台标签。天哪，不，这不合适，下去吧你，到垃圾桶里去吧。于是它在这儿冒出来了，我恶梦的又一块碎片终于在这儿出土，不过这种打击我还是受住的。我用手摸它：WBLM，102。9，波特兰摇滚乐。
我对自己说没有必要害怕，它说明不了什么，其实一切都说明不了什么，然后从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