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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梁羽生尽管是正规武侠小说的开创者，但却似乎终生看不起武侠小说。他的古文学造诣，尤其是其诗词造诣，始终无法与其武侠作品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有人甚至评论为“有硬贴上去的感觉”。梁羽生的作品经常不是隔开完整的代数，而往往是十年一轮，与读者们“后续作品的年代差应大于或等于一代人时间的整数倍”这一习惯不大相符。也许他是希望造成一种群英荟萃的感觉，但是看其表现出来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同时，如果仔细观察他作品的历史背景，会发现其中的某些作品所描述的年代，可能已经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粱羽生写书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其写书容易“走神”。这是指其书的前半截很可能是在说某一个人物，可后半截却又开始在以巨大篇幅去描写另外一个人物。这种走神的笔法并非新意，主要见于《三侠五义》之类的古典小说，以及有“仙侠类武侠小说之王“称号的还珠楼主。“走神”写法的优点，自然是可以给读者造成一种格局很大的感觉，缺点则是容易打断读者的思绪，用起来很不好掌握，必须极为慎重。这是因为，几乎每一个读者在读小说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主角。如果突然间转换了主角，那么读者无疑有一种被凌空腰斩的感觉。如果是思绪习惯于随时跟着别人走的读者，这种感觉可能还不很明显；可如果是思维惯性比较强、全局记忆能力比较强、掌控欲望比较强的读者，其被这种腰斩感觉所激起的反应，对于作者来说自然未必是好事。
一般来说，既然武侠书最中心的特色之一，是反映人们奋发向上的上进心被满足，那么武侠书中，最好有一个很明显的主角武功进步的过程，而且最好一开始非常差，而到最后应该最强或“非常”强。但在梁羽生的著作中，男主角的武功很少能在最后达到最高、或是最高的那一阶层。这虽然与现实中的情形也许更加贴切，但毕竟读者来读武侠小说，其本来目的，就是想体会到一些现实中难以达到的冲动和满足。梁羽生之所以喜欢这样，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思维习惯中非常讲究辈份、尊卑等等传统规范，因此后辈武功要超过前辈的话，很可能本身就会是一种“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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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序二：论正规武侠小说的写作方法（2）
同时，梁羽生崇尚“名士”，因此无论他想把其著作中的主人公改换成什么，总是难以完全摆脱这一骨形。由于此一原因，其男主角的性格经常受到很多无形拘束，往往显得“半死不活”。另外，其作品中男主角的夫人数目永远小于等于一个，很多还是赤裸裸的悲剧，经常难以令一些特别热爱幻想的读者们满意。
金庸
第二个最有名的武侠作家就是金庸。金庸的作品几乎无须介绍，就能被所有武侠小说读者所熟知，其中的许多人物、事件甚至早就已经融入了社会生活中。他的作品被无数次地改变成电影、电视，一部一九八三年版的《射雕英雄传》电视剧，更给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留下了永远无可磨灭的深情。如果说梁羽生是正规武侠小说的开创者，那么金庸就是正规武侠小说的发扬者和集大成者。他和古龙、梁羽生一起，构成了武侠历史上不灭的神话。
金庸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能够用非常平常的语句，来描述扣人心弦的人物和事件。他无论是对世人，还是对读者的心理，都把握得非常透彻。他真正知道读者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敏感什么，不敏感什么，并总是能在别人还察觉不到的时候，就先行迎合，完全没有任何文笔、心理或身段上的困难。他几乎从来不用大段大段的描写去赞美女主角的容貌，但任何人都能从其中得到女主角容貌无双的印象。他的一个最成功的塑造成果，就是《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因为他居然在先明言了其丑陋的情况下，依然能让程灵素成为无数读者的梦中情人。他的每一章节几乎都有分枝，他的每一章节又几乎都有合龙，他甚至能在一切都自然的同时，让一切都不平凡。正因为如此，金庸成为无数读者心中不可逾越的圣像，几乎已容不得任何人看到他的任何一丝缺点。
然而正如世上没有完人一样，金庸的作品也同样有一些瑕疵，只不过要看出这些需要眼光，说出这些需要勇气，而认同这些需要理智。
首先，金庸对于恩怨事件的了结，经常突出表现“受害者选择拒绝惩罚加害者思维”，很少有“加害者选择停止加害思维”。这是一种弱者式的、夕阳式的思维。在他的书中，几乎所有的受害者，最后都选择了“只要我自己变强，别人不来惹我也就罢了，我还是不要去报复的好，就算要惩罚，他也总会有别人去惩罚的”的老年人思维，加害者很少受受害者的直接惩罚。这种思维，当然是维护现代社会长久和平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过分推崇这种思维，却容易导致整个社会弥漫一种心理过分老龄化的衰颓气象。最起码当年梁启超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老化式思维的危害，特地写了一篇《少年中国说》。
如果过分强调这种受害者首先去原谅、去理解加害者的思维模式，容易潜意识地对加害者产生降低行恶成本的鼓励作用，甚至导致其对加害别人或别国理直气壮，拒不道歉，满脑自我舒缓“你自己都承认，你之所以被我打是因为你自己弱，那当然是你自己的错”。同时，这种模式也容易让善良的人们不自觉地远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式的强者威慑思维，导致其总爱去想“人若犯我，我则避之；无须报之，天必惩之”，只知以自我退让的方式求得和平，把惩罚罪恶的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或是某种无可捉摸的“天道”。
可是“天道”怎样体现？“天道”还是需要一个个的人来实现。如果人人都去把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那么“天道”如何实现？如果最直接受害的受害者自己，都没有去惩罚加害者的动力和勇气，而只选择了回避甚至原谅，别人岂非有种狗拿耗子的感觉？大家都这种心态的话，谁去惩罚恶人？这种回避式的思维习惯如果过于泛滥，结果就只能是闭关锁国，不愿和别人接触交流。另外，中国自宋以后，人民精神颓废，一个小小恶人就能横行乡里，与这种自我精神的颓废也是有关系的。本体精神衰退的人们往往特别希望有别人去惩恶，希望别人去为自己出头并替自己承担后果，这也导致武侠小说中描写宋代以后的特别多。
金庸的“夕阳”式思维还表现在，其书中几乎所有胸有大志的人都是反面人物，而正面人物经常是一些年纪轻轻便成天只想归隐、万事别找上门的人。这种主角与普通人的惰性本能最相融，他们最容易让普通人感到亲切，也最容易让普通人把其幻想到自己身上，自然也就为他赢得了无数的读者。但是，这种不遗余力的推崇平庸，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较为颓废的负面效应。
由于金庸本人崇佛，因此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有意无意地引导读者去靠近佛学。在他的作品中，“感化思维”几乎一切通吃，再大的罪恶也可以被一个佛字一笔抹去，很少看到“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般的辩证局限（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国内八十年代因《少年犯》而曾兴起的“感化教育”的结果）。
佛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修行思想，其中的朴素辩证，甚至在几千年前就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正如没有什么十全十美一样，佛学并不是万能的，而且佛学的消极思想在各种宗教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应该说，蒙古、藏族、缅甸等民族的民族精神变化，未必完全是佛学深入的结果，但佛学在其中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同样，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变化，也不能说与佛学毫无关系。因此，在金庸对佛学思想的宣扬上，很多人都认为有过度之嫌。
金庸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似乎很喜欢选择华夏历史上特别消颓的时代，经常在大萎靡的时代寻找小奋起。在他的作品中，异族的君主几乎永远更英明，顺着异族的角度来看事物，似乎总是能更顺一些，更舒服一些。当然，这既可能与其佛学思想有关，也可能与其比较明了明清历史有关。
第三，几乎所有的金庸作品都有一个潜在的套路，那就是能赢得男主角之心的，一定是长的最漂亮的那一个；特别是金庸修改了其中唯一的例外《碧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