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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海岸线也很长，临海的州府有青、维、莱、登、密等数州，海上贸易、造船、渔业等十分发达。
至于两路丰富的矿产、特产那就更数不胜数，不胜枚举了。
若能把这些都利用起来，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按各地情况，建立完善的生产、加工、流通、贸易等机制，要说经济搞不上去那就是没用心了。
各地情况不一样，发展内容和模式也不一样，具体如何发展，相关的细节高峰只能一个个的和大家交流，而在这之外，他还重点从技术和全局的角度作了一些改进，甚至把它们作成了各地的支柱产业。
登州的造船业本就十分发达，与它同等地位的明州造船厂被吴玠洗劫一空后，其地位更加重要，既然如此，高峰就准备把这里发展成大宋最大的造船厂，其不光为官用，也为民用，如此便可既兴渔业，又兴海上贸易。
青州的广陵盐务、莱州的崂山煮盐场等都是大宋海盐生产的重要基地。
只是，此时海盐的制造大都出于煎炼，其法为“刮土淋卤，取卤燃薪熬盐”，煎盐时的场景十分壮观，沿海岸线架设数以千计的烧锅煎盐设备，燃起熊熊大火，把水份蒸去，这才出来结晶的海盐。由此可见，这种方法耗费大量柴草，又费工费力，所以不但浪费，而且成本很高。
事实上，此时已经出现了晒盐法，但由于技术原因，效果并不好，所以煎盐仍是主流。
真正的晒盐技术是直到清末才逐渐完善和成熟起来的，最简便的晒盐法是用经过太阳晒干的海滩泥沙浇海水过滤，制成高盐分的卤水，再将卤水存于池中，在阳光下蒸发结晶成盐。
另外一种方法也称盐田法，也是最常用的晒盐法。这种方法需要在气候温和、光照充足的地区选择大片平坦的海边滩涂，构建盐田。盐田分两部分：蒸发池和结晶池。先将海水引入蒸发池，经日晒蒸发水分到一定程度时，再倒入结晶池，继续日晒，海水就会成为食盐的饱和溶液，再晒就会逐渐析出食盐来。这时得到的晶体就是我们常见的粗盐。剩余的液体称为母液，可从中提取多种化工原料。
当然，这样的粗盐还需要处理，对已能完成相当复杂化学试验的高峰来说，并不算事，无怪乎加些氯化钡、氢氧化钠、碳酸钠或盐酸等，从中过滤掉杂质，解析、提取出纯净的氯化纳罢了。
对于那种落后的煎炼制盐法，高峰自然要把它改掉，他准备在沿海的几个州都建造出晒盐场，这样，对整个大宋的盐业发展都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晒盐法，不但节约成本，节省人力，制作量还极为庞大，为此，高峰已在上书朝廷，准备东盐西运，作为抑制西夏的一种举措。
西夏盛产青盐，质量好，价格低，因此在宋夏关系并不友好的情况下，走私青盐成了大宋的一大毒瘤。不但民间走私，就是军队也在大量走私，其主要原因便是大宋的盐比西夏的盐价格要高不少。
此时，宋金签订了共同攻辽的盟约，而西夏则与辽国沆瀣一气，他们甚至派兵去援助辽国，而且宋夏战场的局势力愈演愈烈，冲突升级也在不断，此时，若把精力从刚刚平息的国内动乱上转移动北方辽国战场上，宋夏之间最好是停战。
停战不代表不制约西夏，西夏国内除了畜牧业，就是青盐还能提得上台面，而这也是他们来钱的主要方面。
但是若大宋把大量的海盐运抵到西北，同时在境内实施差异化价格，使本地的盐价低于青盐，将会一下子把青盐走私的路给堵上，这对西夏来说将是致命的伤害。
高峰这一招实际上就是一种价格战，在他有这种极低成本的制盐技术后，已能进行，无怪乎多搭点运输成本，就算亏上一些，只要能把西夏拉下马，折算下来也赚大了。
当然，对西夏的政策是由朝廷来决策，高峰只管提建议，致于采不采纳并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接下来还是多考虑一下两路的发展。
高峰接下来的目光盯上了矿产。
齐鲁大地蕴含丰富的矿产资源，从大的方面说就有兖州和徐州的煤矿、淄州和登州的铝矿和青州的石油等，这些矿产都是高峰急需的资源，就算把它们挖出来不直接卖掉，高峰自己也能把它们消化，他自然要借机把矿产开发出来，这可能他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拥用这么大片在土地，养殖业和种植业必不可少。
海上、水泊里的渔业，陆上的肉类养殖业都需要扶持推广，它们既可丰富人们的菜篮子，也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因而深受人们的欢迎。
同样的，一些经济作物、反季节作用的种植也不可少，包括棉花、苹果、西瓜在内等一些新鲜品种被广泛种植起来，既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创造了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总之一点，能利用的各类资源都进行利用，实在利用不了的，那高峰就利用他们的人口资源优势，开作坊、建工厂，包括修桥、铺路、挖河、建堤等等，只要没人闲着，只要官府公道，只要秩序良好，就能创造价值，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社会才会稳定下来，国家才会富强起来。
正文 第503章 几项举措
因地制宜之后，高峰接着又出台了几项举措。
第一项举措便是成立银行，其职能除了发行货币之外与后世的银行基本一致。
当然了，因为初期成立，其功能不可能一下子完善，但其存取款、信贷、两路之内的通存通兑还是能够做到的，至于发行债券，在信用度没有上去之前，还是不能做的。
其流通的货币以铜钱为基本单元，同时还银元、金元和类似交子的钱钞。
值得说明的是，这里的银元、金元和钱钞不能凭空流向市场，特别是钱钞，更不能在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它们必须以相应的铜钱为参照进行兑换，也就是说，你拿一百贯钱的铜钱来，我就给你出具一个一百贯的钱钞，拿这个钱钞走在两路的任何一家银行里都可以兑换出一百贯的铜钱来。
至于银元和金元虽然可以在市场可以直接流通，但高峰不想凭空增加市场的购买力，这才让他们也依铜钱为参照的。
这样做出来的最大好处便是屏弊掉个别官员，特别朝廷，为了谋取私利而胡乱发行钱钞，从而导致货币市场混乱，使得货币严重贬值的现象发生。
这是有深刻教训的，“交子”一事就是最大的教训。
“交子”起源于唐时的飞钱。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首先出现在宋初的成都。商人外出行商，要携带巨款，十分不方便，于是出现了专为为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后来，成都16家官商联合用楮树皮纸印刷凭证，上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面额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作为支付凭证流通。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千文收手续费30文。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又名“楮币”。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只是后来发现发行商拮据或破产而不能兑现被禁止发行。
到宋仁宗天圣元年，官府便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最早由官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面额依然是临时填写，加盖本州州印，只是分了一定等级，从1贯到10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后来又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
到了宋神宗时，又进行了改制，改为了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只是到了后来，因供应军需朝廷进行了超额发行，使得交子严重贬值。到赵佶上台后便停止了发行，改用“钱引”。
“钱引”是另一种形势上的交子，是在赵佶大观元年发行，“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便是它以“缗”为单位。当然，“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也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可随意增发，到了目前，纸券价值已经大跌，一缗连五百文也不到了。
这就是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