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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钟报案的？”
“九点半接警的。”民警朝一旁的警车里努努嘴，“报案人还在警车里，情绪不太稳定，我们同事正在慢慢问。”
我抬腕看看表：“现在十一点半，两个小时现场就扫尾了？你们动作不慢呀。”
“这个我不懂，但貌似现场没啥东西。”民警挠挠头。
“现场没啥东西？那让我来做什么？”林涛说，“你们法医来不就好了？”
“走，去问问报案人什么情况，然后陪哥一起去殡仪馆。”我拍拍林涛的肩膀，拉着他钻进停在一旁的警用面包车。
警车里，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正在瑟瑟发抖，她满面泪痕，身边还放着一个大的旅行包。
小姑娘的身旁坐着一名身材高挑儿、长相清秀的年轻女警，正在拿着笔录纸书写。
见我们进来，女警开始介绍前期问询到的情况：“这个小姑娘是我们市农林学院的学生，今天准备坐火车回家的。刑警队太远，为了不耽误她的火车，我们就没带她回去了，就在这里现场询问。”
“她是报案人吗？”我问。
女警点点头。
“怪我手贱，不该看的。”小姑娘显然已经缓过了劲儿来，“我昨天来火车站买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包放在站台的一角。今天来坐火车，看见那包还在那里，以为是谁不小心丢了包。开始我只是隔着包按了按，觉得很软，心想肯定是被子之类的东西，不打紧。拎了一下又非常重，拎不动。都怪我好奇，顺手就拉开拉链看了看。”
小姑娘打了个冷战，眼眶里又浸满了泪水。
看来这个小姑娘本该快乐的寒假算是泡汤了。
“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包？”我问。
“就是那种红白蓝相间的蛇皮袋。”小姑娘说，“很普通的那种，街上的民工返乡都背那种袋子。”
说完，小姑娘用手比画了一下大小。大概是边长八十厘米的那种中号蛇皮袋。
“你昨天就看见了？”我问。
身边的侦查员插话道：“据我们前期调查，最早对这个袋子有印象的是一个老婆婆，她住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区，每天买菜都会经过这个公交站牌。昨天早上她经过站牌的时候没有这个包，大约中午十一点钟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包了，只不过当时没在意。”
“我是昨天下午一点来火车站买票的，”小姑娘使劲儿点点头，“那时候包就摆在那里。”
“一个普通的蛇皮袋，大家确实不会太在意。”我若有所思地说。
“那你看见包里装着什么东西？”大宝见我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有些急了。
“是一床叠好的棉花絮，中间夹着死人。”小姑娘低头抽泣，身旁的女警替她说道。
“废话，”我点了一下大宝的脑袋，“不是尸体，让我们来做什么？”
“嗯，”女警顿了一下，说，“准确说不是尸体，是尸块。”
“我说嘛，”林涛在一旁恍然大悟，一边比画，一边说，“我还在想，这么小一个袋子，怎么装得下一具尸体加一床棉被？除非是婴儿尸体。”
女警看了眼林涛，掩嘴笑了笑。
“不是不是，”小姑娘使劲儿摇了摇头，“我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下身，没有腿。”
因为现场是个公共场所，现场勘查员们在蛇皮袋周围的站牌、垃圾桶、隔离带铁栏杆和地面进行了勘查，结果找到了数百枚指纹和十几个鞋印。这些指纹和鞋印中，到底哪个是犯罪分子的，则不得而知了。换句话说，这起案件的现场，没有任何价值。
唯一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的，就是那个蛇皮袋和里面的棉花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具女性尸块。
临去殡仪馆前，我还是不放心地问身边的女警：“你们确定这个公交站牌附近没有摄像头？”
“确定。”女警说，“我们在办理一些盗窃案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公交站牌是个监控死角，前后左右五百米内没有任何监控能够拍摄到。我们早就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可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这下发了这起案件，不信他们还不重视！”
“那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公交站牌是监控死角？”我问。
“你是怀疑了解这一带的监控情况的人作案吗？”看来这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女刑警，她说，“知道的人不多。但是我不认为是熟悉的人作案，因为我们市有很多更加隐蔽的地方，他完全没有道理选择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抛尸。凭着这些年的办案经验，我敢肯定这次是凶手走了好运，碰巧来到了这么个监控死角。”
我点头赞同女刑警的说法：“那你的意思，可能是住在附近或者刚从火车站里出来的人抛尸？出站口有监控吗？”
女刑警遗憾地摇了摇头：“有倒是有，但是已经坏了大半年了，没人修。”
“也就是说，现场附近是不可能通过监控来发现嫌疑人了？”我一脸无奈。
“有也没用。”女刑警用手指着车外的围观群众，“你看外面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背着类似的蛇皮袋，即便有监控，你能分辨出哪个蛇皮袋才是现场的蛇皮袋吗？”
“就是，”林涛说，“这样的蛇皮袋是流行款，LV都出了款一样的。”
女警又偷看了林涛一眼，笑而不语。
“好吧，”我耸耸肩，“看来我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不容耽搁了，去殡仪馆吧。”
走出车门，艰难地挪到我们的车旁，围观群众丝毫没有散开的意思。
“那个，”大宝说，“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些人看什么呢？能看得到什么呢？尸体都运走了。”
“就是因为啥都看不到，所以才看嘛。”林涛说，“只能说明太多人太闲了，剩余劳动力比较充足。”
还是在一挡二挡中不停地变换，花了十分钟，才终于开出了人群。我抹了抹额头上急出来的汗珠，如释重负。
“你说，”林涛问，“是住在附近的人抛尸，还是跨地域抛尸？”
“我只能说，”我说，“如果是跨地域抛尸的话，还就真的不太好查了。这里几乎每十分钟都有停靠的火车，乘客来自祖国大江南北，我们去哪里查？”
“我觉得是就近抛尸。”大宝说，“如果是坐火车的话，为什么不干脆把蛇皮袋丢在火车上算了？”
“如果凶手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呢？”我说，“如果把尸体丢在火车上，我们就可以沿着火车经过的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查。但如果抛在这个交通枢纽的话，我们还真是束手无策。”
“嗯，”林涛点头赞同，“我也觉得是从外地丢过来的，所以凶手要用这么一个普通的蛇皮袋来打掩护。”
“照你们这么说，这可是个四省交界的地方呀，一个一个查下去的话，”大宝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那咱们今年的春节假期就泡汤喽。”
我皱着眉头说：“咱们得有点儿自信，说不准尸体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转眼间，我们就抵达了位于市郊一个小荒山脚下的殡仪馆。
森原市的财政状况非常不错，虽然没有人重视城市监控的发展，但是显然很重视殡仪馆的建设。估计这些市领导，都在为自己的身后事考虑吧。
开进这个夸张、气派的殡仪馆，我们很快看见了位于殡仪馆东南角的一块指示牌：森原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解剖室。
2
解剖室内，五六个人正把解剖台围得水泄不通。
看我们走进来，森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长肖建赶紧摘下手套，走过来和我们握手。肖大队长也是法医出身，是一个矮矮壮壮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即便他现在承担了森原市所有重大刑事案件的指挥责任，但是每具需要解剖的尸体他都会亲自上台解剖。他的一句“法医是最优秀的刑警，我们干法医全靠一腔热血和满心热爱”感动了无数新入警的法医，他精湛的专业技术也让他跻身全省法医专家行列，成为唯一一名进入省法医专家组的县级公安机关法医。
“你看看吧。”肖大队长让几名实习法医站到一边，露出解剖台上的尸块。
虽然看惯了尸体，但是看到这样的尸块，我还是不自觉地皱了皱眉头。
解剖台上放着一具女性尸体的躯干部分，因为血已经被放干，皮肤显得格外苍白，白得让人毛骨悚然。尸块就是一个躯干，没有头，没有手脚，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让人感觉格外怪异。
我慢慢穿上解剖装备，和肖大队长一起走到尸体旁。
这副躯干属于一个身材极佳的女性，看皮肤，年龄也不会很大。四肢和颈部的断面的肌肉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