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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岁，要公然带妾回家，他父亲知道了，一定要驱逐出门，说不定还送自己的忤逆，因此绝不敢这样冒昧。再者他的妻子洪氏，是北洋候补道洪长泽之女。洪长泽在北洋赚钱很多，家中的公子小姐全是娇生惯养，脾气很大。自从娶过之后，这位洪小姐事事节制着国安。未留学之前，在天津时候，国安每逢出门，必须带着太阳回来。如果回来晚了，他父亲这一关倒还好过，唯有妻子洪氏却不肯容情，当时便正式开庭，严厉审讯，差不多就要施用肉刑，加以体罚。因此国安在他夫人面前非常规矩，季常之惧是久经养成，不是一天了。他如今从国外带了这个宝贝来，如何敢叫洪氏知道。到天津这一天，便先将田子母子安置在日本旅馆。过了几天，在日本租界租了一所楼房，两楼两底，另外有厨房茅厕，雇了两名女仆，一个做饭，一个哄孩子。他每逢下班之后，便先到小公馆坐一刻，然后才回大公馆。至于星期，便在小公馆盘桓一日，对家里只说外面有应酬，好在就是给他拉车的一个人知道。拉车的大马，国安引为心腹，每月必格外赏他一二十块钱，因此大马守口如瓶。有时候回来晚一点，大马还能帮着他圆谎。就这样过了二年，居然瞒得非常结实，家中并无一人知道。这一年金友益病故在天津，国安丁了外艰，扶尸棺回他杭州原籍。洪氏自然得随他回家，田子领着四岁小儿，仍在天津过度。国安在银行里，给她存了三万块钱，月息八厘，每月有二百四十块钱，足够她过日子用的，他便安然回杭州去了。在家里居了一年的丧，恰赶上项宫保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便想起国安来，给浙江巡抚去了一封电报，调国安到北京有要差相委。国安本是热心做官的人，焉肯三年守制？何况又牵挂着田子母子，如今有了这样机会，真是天假其便，赶紧回电说即刻起程。却对他母亲同洪氏说：“我无论如何得行三年之丧，非服阕之后，不能出仕做官。不过项宫保脾气太大，我如果回电拒绝他，说不定要招出反感来，所以必须亲自走一趟，当面辞谢，免得他不乐意。我这次晋京，多者百日，少者两月，一定折回杭州。因为天津还有父亲置的许多产业，也需就便清理清理。你们娘儿两位，在家中谨守过度，用不了三个月，依然就可以团聚了。”他母亲听他说得这样恳切，当然深信不疑。洪氏却一定要随同走，说就便到天津住娘家，一年多未同父母见面了。国安说：“你身上现穿着孝服，怎好去住娘家？况且岳父的官运，正在蒸蒸日上，你穿着丧服回家，他老人家见了心里一定不快活。莫若等服满之后，我带你一同到天津，咱们便在那里长住，也省得往来奔波了。”洪氏听他说得有理，只好作罢。国安只带了一个随身小厮，名叫庆儿的，一同北上。到天津之后，先在日本租界同田子住了一个星期，然后才到北京去。临行时候告诉田子，俟等我在北京有了差事，便接你到北京。国安到京第二日，便去禀见项宫保。宫保见了他，很欢喜，说：“我那部中条约司里边，缺一个精通东文东语的，我想你在东京留学多年，对于东文东语，一定是非常娴熟了。因此调你到北京来，先派你在条约司东洋股郎中上行走。今天公事便可下来，明天你就到部任差吧。”国安道：“学生受宫保特达之知，理应效力。只是身丁外艰，才过一年，若遽然出来任差，恐怕于国家功令、个人孝思，全说不去。还是请宫保收回成命吧。”项子城大笑道：“你这人太固执了。我派你是差事，并不是现任职官，与丁艰不丁艰有什么关系呢？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到差，决没有人说你闲话。”国安方才的话，本非出于本心，不过是面子话，自占脚步。宫保这样一说，他当然没的再辩，连忙请安谢过委。宫保见他应了，心中很是高兴，说：“你就好好当差吧，除应领郎中薪俸之外，每月我贴补你二百两银子。将来起服之后，本司的掌印郎中，我一定给你补实了。”国安又再三致谢，方才告辞退下。果然当日便下了部委，第二天便到外务部任差。他见差事已经定了，便在前门外延寿寺街租了一所房子，是一座小四合瓦房，旁边还有车门马号。他人口少，住着非常合适。特派当年给他拉车的大马，到天津接田子母子到北京来，一同享福。好在他有的是钱，诸事全可以咄嗟立办。田子到北京后，他特特拴了一驾大鞍骡车。这是在前清时代，做京官第一样应备的东西。车是新的，骡子是壮的。也不用另外去雇车夫，大马不但会拉车，而且会赶车，从此便做了执鞭之人。另外还用了一个厨役，两个女仆。他三口儿在北京，自然是非常快活。只是转眼过了三个月，还不回家，恐怕洪氏等急了，亲自寻来，只得先写回一封信去，说本拟即日起程还家，只是项宫保不肯放走。现在正托人向宫保疏通，俟等疏通好了，一刻也不能耽搁，务必安心多候几天。又假托他岳父洪长泽的话，叫洪氏在家守制，千万不必到天津来。国安这一封信回去，自以为可以稳住了洪氏，决不至寻到北京来，便安安稳稳地在北京又住了三四个月。
也是活该闹笑话。杭州会馆馆长，姓傅名青阳，是一位两榜进士，现任山东道监察御史，为人非常的调皮。他同国安既系近同乡，而且还沾一点亲戚——他的母亲，是国安的远房姑姑。白国安到京得差，他得着消息，便首先来看望。见了面，表弟长表弟短，口头上非常亲热。国安因为初到北京，也很愿有同乡来往，今见傅青阳这样套近，便引为知己，时常在一处吃饭游玩。有时竟把青阳领到自己家中，给田子介绍，居然内外不避。到了八月节，青阳向他张口借五百块钱，好还节账。国安只借了二百，青阳心里老大的不满意。转眼又到年节，青阳又张口向他借一千块，国安便直截了当地回复，说是一个钱也没有。这一次可真把青阳得罪了，骂道：“好小子！早晚叫你知道我傅青阳的厉害。”原来国安到北京后，始终不曾把住址告知家里，信上只说在会馆住着。洪氏写回信，便也寄在会馆。一连来了三封信，青阳全私自拆看了。前两封还交给国安，最后的一封，他却私留下了。因为后一封上说，他在京久不归，一定有什么外遇，明年正月如再不归，我必亲身到北京，倒要查一个水落石出。青阳正在怀恨国安，便秘密地写了一封回信，假托车夫大马的口气，说主人怎样结识了一个日本妓女，在北京延寿寺街一同居住，再也不想回家了。我也曾三番五次劝主人接太太到北京来，只是他执迷不悟，不肯听从。因此不得已，写信给太太，请你早早来京。到延寿寺街，见有外务部金寓牌子，便是主人家。那日妓常在家中，太太一直进来，见面就打，必能出气云云。写了这一封粗信，便挂号寄去。这一来，可就招出大笑话来了。
你道什么缘故？原来这一条延寿寺街上，住着两家姓金的，而且全在路西，彼此相离并不甚远。这还不算巧，最巧的是全在外务部有差事，门外的招牌全是外务部金寓。不过这一家姓金的，是七品小京官，由贡生朝考一等，分发在外务部当差。他乃是奉天锦州的人，名叫金树铭，同国安在一部当差，彼此倒也有一面之识。在国安自命为未来的实缺郎中，自不把小官放在眼里。金树铭在部中，已当了十几年差，自以为资格深，交游广，对于国安那种骄傲样子，心里很不愉快。因此两人虽认识，无形中却含着一种芥蒂。偏偏那金树铭，也新从北京乐户中讨了一房妾，名字叫桂红。树铭的太太恒氏本是旗人，性情也很泼悍，上年因为有病，仍回锦州去了。屡次来信，说病不见好，一半时不能到北京来，所以树铭放心大胆，讨了这房姨太太。自从讨来以后，爱情倒是十分笃厚，只是终日悬心吊胆，恐怕大太太病好了，回北京来，这一场滔天大祸，实在不易应付。只好时常写信，探询恒氏的病况。偏偏这两三个月，并无一字回音，树铭心中算计，必然是恒氏的病势沉重，所以不能写信。因此益发放开胆子，给桂红置衣服，打首饰，又另外买一个丫鬟，雇了一个专管梳头的女仆，名叫骆大嫂。自从骆大嫂进门，专门挑拨，把旧日的女仆厨役，连赶车的，一律全被她在主人前说坏话，俱都赶掉了，另由她保荐了几个新人。因为仆役中没有一个旧人，所以才出了这一场大笑话。
这一天，树铭散了早衙，同几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