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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蚊子当然被打死了，老染匠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许多人家总是到快要过年的时候，才翻捡出那些旧衣拿去李家染坊交给小染匠染一染。十天半月后取回来，一件件原本黯然失色的旧衣裳，都变得焕然一新。也有人买来颜料自己在家中染，许多盆桶最后都给弄得黑不拉秋的，染出的衣物还要用大量的清水漂洗，真是兴师动众，得不偿失！另外，因为是自家染，技术不过关，衣服上的油渍污迹处理不好，染出来后颜色不均。
“文化大革命”中，李家染坊很是热火了一阵，不论男女老少都时兴穿黄军装，但哪来那幺多真军装供应？于是就把一些五颜六色的布料拿到染坊里进行“蝶变”，可惜再怎幺变也变不出正宗的草绿色，大都是一种屎黄色，如果是省钱自己买染料染的，还会深一块浅一块像斑秃一样难看。但不管怎幺说，那些日子里李家染坊真是生意兴隆啊。再后来，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早中期，李家染坊又迎来了一次兴盛。那时，国家从日本进口了一大批尿素。这小日本存心和咱中国过不去，你知道那包装袋是什么做的？是手感极其柔软的白颜色的化纤尼龙布呀，真是暴殄天物！于是基层的领导干部们眼红了，纷纷通过各种门路到供销社搞到这种包装袋做衣服穿。供销社每条袋收4角钱。用这种袋做裤子，正好两条袋做一条裤子。因为每条袋子上下两面都印了“尿素”和“日本株式会社”，做成裤子后，这些字便前后出现在裤腰部位，很显眼。因此，社会上便流行一首民谣：“干部干部，8毛钱一条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后来，人们就把弄到手的化肥袋子送进李家染坊，将白的染成黑的，“日本”和“尿素”才统统没有了。
第三章 教戏的『王连举』
王连举早先是被喊做小汪的，姓名加一起是汪连喜。小汪是江北人，因为会教戏，当做人才收留了下来。小汪脸形饱满，说话和紧抿嘴巴时，能现出两个浅浅酒窝来，眼睛特别明亮。“文革”中，有人看了详细材料，才知道他是省艺校65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山区某县剧团唱了一年戏，拐带了人家一个大姑娘出逃，后来那姑娘被父母找回，小汪就流落社会上了。我们那地头上江北移民多，有一句调侃语“江北人没出息，出门就唱倒倒戏”，小汪最初教的就是“倒倒戏”。“倒倒戏”即庐剧，起源于合肥、庐江、巢湖一带，底层手艺人和小商贩等引车卖浆者流最喜欢看。因其唱词后一句常是七个字，俗呼“倒七戏”，喊讹了便成“倒倒戏”。小汪应邀教一些诸如《老先生讨学钱》、《秦雪梅观画》、《蔡鸣凤辞店》等小戏。演员们行头简单，生角穿大褂，旦角（男扮）穿裙袄，头扎两片船形帽。所谓“江北腔、江北调，重唱不重做”，演员上场表演，也不过是转转身、抬抬手、扭几扭而已。形式简单，轻松活泼，唱词诙谐，通俗易懂，最为小镇及周边的乡民所喜爱。
不知为什么，那些年戏台不是在镇上，而是搭在四五里路外的保大圩。晚上我们赶去，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也很多，从圩堤的大路上望去，远处的戏台已是一片灯火通明，连同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像是浮在半空里。走下圩堤后，路两边暖亮的马灯光影里，都是卖小吃的，下馄饨、下汤圆、炸腰子饼的，卖麻饼、卖杠子糖、卖麻花馓子的，也有卖荸荠的，卖甘蔗的，卖那种黑糊糊用细绳串着的柿砣的。走到戏台的近处，台上有几个人正做着开戏前的准备。时间一到，锣鼓喧天，这时，必是束发武生装扮的小汪一串空心筋斗翻出场。他的跟头翻得又高又快，在空中翻转一圈才落地，众人一片喝彩……翻到台口，站定，双手抱拳向台下作揖，说上几句话，再纵身一串后仰翻进了后台。紧接着，锣鼓声里出来一群拿着刀枪的人，在台上绕行一圈，先是刀枪对峙，接着互抛刀枪，打白手……之后，大幕落下，再拉起时，正戏就开唱了。这期间，台前台后地跑来跑去、又是喊叫又是打手势指挥调度的那个人，就是小汪。因为小汪戏路好，在教戏中创造性地增添了一些武术花样，使得我们那一方地面上的庐剧变得好看多了。
后来“文革”来了，宣传封资修的小汪被批斗了几回，差一点遣送回原籍。再以后，大唱样板戏，小汪又吃香起来。不仅教戏，自己更担纲演主角。小汪演郭建光，嗒嗒嗒——嗒，跨步出场，亮相，郭建光左臂平端，右手按于腰间匣子枪上，颈脖朝一侧猛一拧，下巴微抬，剑眉之下，两只星目炯炯扫向全场……一句起腔“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豪情无限，真是帅呆了酷毙了，看得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如醉如痴！
可惜好风光不能长留，小汪在《红灯记》上栽了。那天真是不顺，先是小汪演的李玉和接北满来的同志打信号灯时，那个硬壳纸糊的信号灯的把柄突然断了，信号灯骨碌碌从前台一路滚落下去，引得哄然大笑。接着，是叛徒王连举朝自己胳膊开枪，小汪在幕后砸火药配合，但那天火药不知被谁洒了水，连砸了5下都没响，害得王连举把头偏向一边，痛苦万分地朝自己胳膊打了5次哑枪，最后开第六枪时，小汪抄起脚边两块石头猛然一击，算是响了……但戏台底下早笑翻了天。
“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小汪，第二天就受到批斗。小汪不能演李玉和了，那就改演叛徒王连举，并被勒令正式姓名也改作王连举，但暗里导演还得让他兼着。换上来的李玉和是革委会主任的小舅子花狗，嗓子倒也说得过去，但不识字，全赖小汪一句一句地死教。饶是如此，有一次同姐夫喝酒时，花狗还是忍不住告了密，说小汪这狗日的王连举弄不好是日本鬼子留在中国的种。吓了主任一大跳，问此话怎讲？花狗就讲王连举老是教他唱“鸠山四爷和我交朋友”，嗤，竟敢喊鸠山是“四爷”，你说，这王连举还是中国人吗？“啊哈哈，啊哈哈……”主任笑得把嘴里正嚼着的几粒花生米连渣子全喷了出来，说那是“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接着把筷子一划，设宴嘛就是摆桌子喝酒，喏，就像你、我这般……搞懂了哦？再后来，王连举干的一件轰动事，是把演铁梅的全镇最漂亮姑娘张红霞弄到手做了老婆，并替他畅快淋漓地一连生下4个眉眼神气一模一样的小王连举。
改革开放后，文艺复兴，王连举早不再被人喊了，都喊汪老师。汪老师重出江湖，因找不到唱本，凭记忆教了一出黄梅戏《雪地仇》，至于《闹花灯》、《打猪草》那是小菜一碟了。一次被人窜撺，又自导自演了一回《沙家浜》。只是那郭建光呵，容颜沧桑，身形委顿，嗓子也漏了气一般……当年的风采竟是一点也不复再现了。
第四章 说大鼓书的徐三瞎子
早先中山公园北边是个不小的荷花塘，正对面有几棵弯腰弓背的老柳树，树下有一段未坍塌的围墙，围墙边搭了一排披厦屋，里面放着一张书桌，十几条长凳，这就是徐三瞎子的书场。
那个年代里说大鼓书的多是盲人，因此，至多算是弱视的徐三瞎子以歪就歪不瞎也瞎了。徐三瞎子书到底说得怎幺样？没法定论。但听人说，他师祖杨鑫楼倒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杨鑫楼学艺金陵，驰名皖江，人称江东书王。杨鑫楼代师收李小林为徒，专授《大红袍》、《小红袍》说唱技艺，李氏得益匪浅，遂使原有的“二袍”书艺焕然一新，从而以《大红袍》书目说唱于南京、上海、芜湖、合肥各地，达十数年之久而不衰。李小林后来收的关门弟子就是徐三瞎子。“不是吹牛，我平时说书的时候，要是不卖个关子，休息休息喝口水，听的人全都要把尿泡憋炸了！我师祖是第一把鼓条子，我师傅是第二把鼓条子，我就是第三把鼓条子！”常听徐三瞎子这样对别人说，“说书要用情节套住人，这叫‘小绳子’，书末还要抖包袱，叫‘帽头’……我们老话讲得好，叫先下通天柱，后定八根桩，还要摆起八卦龙门阵，绕上九连环，把人都拴住，这才叫功夫……”
徐三瞎子腰背挺直，穿一件深蓝中山装，头上却叩一顶软塌塌的旧呢子帽，有时戴一副那时候颇为流行的圆片墨镜。一只扁扁的鼓，只有一般鼓的一半厚，跟最小号的洗脸盆差不多。鼓架子是用三根小棍叉起来的，像个叉马，可以收起来随手拎走。鼓条子黑红发亮，是竹根兜子做的，笃悠笃悠的，敲在鼓上，声音特别响。另外还有一块惊堂木也是黑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