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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在思考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家乡”与“安土重迁”观念。于是我成为一个民族的怪胎，好在这一次有许多人陪着我，我们似乎被排拒在一个“不中不台”的异度空间，这让我想起柏杨小说《异域》，更让我想起那群孤立在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国军孤坟，看来我比我父母乃至许许多多的他们还幸运一点，“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也难怪我姥姥总是抱怨姥爷就这样孤零零地把她给丢在了台湾，即便她回到北京多次，即便要定居北京也不难，然而那个“老家”，早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成为了一个再也无法到访的虚幻。
当我坐在往返两岸的飞机上，我遇到了许多未成年、在暑假独自返回台湾度假的小朋友，他们的父母或是大陆与台湾的结合，或是台商，这些小朋友说着标准普通话，但却是道地道地的台湾之子，我更确知，等到他们的时代来临，两岸将会是一种不同的概念而相互存在，所有今天坚持的，都将成为历史，如今为坚持而捶胸顿足的情感，都将烟消云散。
一个不曾想过写书的我，勉力为之，所写的都是我最真挚的情感。在写作期间我历经了最痛苦的忧郁侵扰，夜不成眠，无端哭泣，因为我知道要在两岸彼此各有坚持的状态下，写出一本让双方都能“看得下去”的书并不容易，然而我甚至妄想着这本书能够让彼此都能以一种不同的角度重新看对方，更重要的是“看自己”。所以我会沉重地问：“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两岸统一，这有生是谁的有生？”“对你重要的事情，对对方也一样重要，既然知道这种想要而不可得的痛苦，又为什么要把这种痛苦加诸在对方身上？”
我只知道在我生活、工作、吃饭、睡觉的当下，所有的政治都是虚幻，在生活中，我只需要跟我身边的人相处好与融洽，而这个前提是，我们至少要知道因为生活经验值的不同，我们彼此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与感觉。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当我们看到老外彼此见面会在大庭广众下拥抱甚或亲吻，我们不以为怪，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老外的“生活习惯”，那么两岸的人们因为语言、外型的相同，是否我们就会不小心地忽略了彼此生活习惯的不同，甚至对彼此不经意的“霸道”？
如果说，这么多年的游历与观察要有那么一点点意义，我想，如果因着本书能让两岸的人们有意识的“知道”彼此有所不同，那已经让我欣喜若狂了，至于了解、甚至感同身受，就留给老天爷因着缘分而各自有所体悟了。
在这漫长的大陆旅途中，跌跌撞撞多年，我虽是独自行走，但仍是“得道多助”，感谢许许多多的两岸朋友们。北京市台办孙宇女士，真诚热情的姊妹情谊；郭成炎先生的多年相伴与情感的支持；刘丹小姐的跨两岸、跨年龄的友谊，还有许许多多族繁不及备载的网友支持。
我由衷感激邹明先生在凤凰网共事期间，无私地给予我舞台，并因着他的“伯乐”精神我有了重生的机会，虽然我并非千里马。也因为他不懈的毅力与坚持，本书才得以完成。我真挚地感谢这位在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领导、朋友与哥哥，是他给予我在2008年起，一个不同的人生。
最后我要感谢贾默如女士，我的姥姥，没有姥姥的北平故事、北平话，乃至许许多多的北平生活习惯，我不会如此好奇渴望地想要到这片神州大陆一探究竟。我因为姥姥而骄傲地想象着我是前世格格重回北平胡同，因而有了胡同台妹这个笔名的想法。
我感谢宫维钦先生与任丽文女士，我的父亲母亲，这些年来我独自在大陆闯荡，他们心里有着无限的担忧与想念，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按此标准我极为不孝，身为女儿的我似乎少在他们跟前尽孝，替他们分忧解劳，反倒增加他们不少烦心。但因着他们对我的身教言教，让我有这份勇气与涵养，得以在面对无情风雨时，仍能坚持地走下去。我无力给予我的爸妈奢华的享受，谨以此书献给他们，我只想告诉他们，或许我能够感受他们的情感与哀伤，然若孝道有另一种表达方式，我想或许“贴心”亦能表达我对他们深刻的爱。
我也想告诉许多许多朋友们，一个人能够笃定地告诉别人自己有家乡、家乡在哪里，这种义无反顾、义正辞严其实是一种在我眼里非常珍贵的幸福。而我最大的收获是，因着种种自己亲历的痛苦与快乐，我知道，对别人的喜怒哀乐心存谦卑，才能使得自己的心胸平和与宽容。
而我什么都不曾拥有，只是经历着……
宫铃
2010年8月30日
Chapter1 来自台湾的前世格格
引言
2007年，一位在北京已经七年的台湾大哥如此跟我说：外省人既不是台湾人也不是大陆人，我，们是第三种人。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有种发自内心的凄凉，却又无法不认同。在台湾，外省人是「不得已」的移民；在大陆，外省人被台湾人这个概念所概括。然而外省族群的家乡怀想由于两岸的分隔只存在于一个虚无的空间里，交流之后，这个族群游荡在两岸之间找寻那个早已消失的过往，前半段在大陆、后半段在台湾，就这样飘移着无法落地。
// 在南池子遥想姥姥足迹的胡同台妹
1 从小到大的“北京梦”
台湾人到大陆工作、发展，大概首选就是上海，其次就是广州那一带，北方城市对于台湾人而言还是比较陌生的。不过我不一样，从小就对北京这个城市充满了向往。
在台湾，我这样的人被称为“外省人”，概念上跟“北漂”有些类似。我的爸爸是安徽人，妈妈是北平人。1949年我父亲14岁，据他自己说，上学途中跟一位同学看到坦克很威风，就这样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从上海辗转去了台湾。
这段过程写在纸上只有短短几句话。我父亲淡淡地说，在上海的夜晚，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到处都挤满了人。我不禁想象，我14岁时连自己一个人去饭馆吃饭都很害羞，而父亲在他14岁时，便跟一大堆不认识的人挤在一起，时刻还有枪炮威胁，那种心情究竟是怎样的？
我也未敢追问，生怕触动父亲心底那根伤心的弦。只是后来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我常听到父亲说，真遗憾当年没带爷爷奶奶的照片出来，我大概能体会那种心情——这么多年很多感觉只能靠着脑海中模糊的记忆，连个可依凭的照片都没有。而这样的故事，在我父亲的同袍、军校同学那些叔叔伯伯的聚会中，虽然不曾公开听到他们说起，不过那种异乡游子的思念，总是很浓很浓的。
我的母亲在1949年时仅8岁，因为姥爷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所以也是必须离开的。根据我的了解，姥爷是先离开的，姥姥带着三女一男四个小孩在解放后的北京生活了8个月后也离开了。姥姥一行人先辗转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了好久的船到了台湾。我听姥姥说过，她一上船就严重晕船并一直呕吐，无力照顾孩子，就由我妈这个8岁的大姊照顾弟妹，最小的四姨那时还是襁褓中的婴儿。
小时候我的身体不好，又是全家族第一个小孩，我妈就把我交给姥姥照顾。从小我的周遭几乎全部都是外省人，因此我的台语很糟，记忆所及，我大概到了高中才有了本省籍的朋友。我这样的人更精细的区分法就是外省人第二代。
我的姥姥是通县一个地主的女儿，家里曾经帮姥姥在私塾请过教书先生，然而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社会风气依然很不开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在社会上依然相当浓厚。因此，姥姥的私塾教育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不仅没有通过教育改变传统女性的命运，其后更是被裹了小脚。不认识字跟裹小脚这两件事，姥姥常常抱怨，但我记得她常常戴着老花镜看报纸认字，电视上的字幕她也会跟着读，遇到不会的字还会问我，我的姥姥就是这样一个好强又努力的老太太。
姥姥是地道的老北京，有事儿没事儿都会讲起老北京的人与物、是与非，于是我幼年的生活经历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深深的北京烙印。在姥姥的心目中，只有“北平人”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胡同里的街坊邻居见了面，会温文有礼地打招呼，礼节繁复，显出皇城的雍容气度。
我有个很深刻的印象，记得有回去看姥姥，她很生气地跟我抱怨说无意间听到邻居谈论她，说她是一个礼节